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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8 02:11:29瀏覽981|回應2|推薦18 | |
斯坦福大學(Stanford)教授伊安•莫里斯(Ian Morris) 的近作為何西方主導—至今日(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這本書用了類似"槍炮、細菌與鋼鐵"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自然條件決定論”的觀點,忽略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強調的文化因素,難以比較何者是主要的影響因素,這是社會科學”不能定量”的難點。 參看下圖---注意:十年間各國經濟發展的變化---以四種經濟發展速度(The Four Speed World)概念繪製的圖表。 詳細(The Four Speed World)概念請自行連接閱讀。 1990年全球四種經濟發展速度國家示意圖 2000年全球四種經濟發展速度國家示意圖 原先所謂自然地理條件不好的地區,發展的速度在這十年明顯的提高了---為什麼世界許多的國家都有趨同性(converging)的發展? 以湯恩比(Arnold Toynbee)的觀點,文明發展是”挑戰及回應”的關係---面對挑戰,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相同的回應,多元化是適應挑戰的自然法則,能夠”容忍”多元價值觀存在的文化,找到應對方法的機會就增加了!! 可能的答案 : 主要是全球化架構的發展、能源和思想的因素造成的 2011年01月14日 07:13 AM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大趨同”(great convergence)——上周本專欄的主題——將如何塑造21世紀的全球格局? 在研究這個宏大的問題時,我有幸找到了一位“嚮導”:斯坦福大學(Stanford)教授伊安•莫里斯(Ian Morris)。莫里斯在他那本輝煌的著作中,探究了一萬六千年的人類歷史,分析了我們目前的局勢、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以及未來會通向何方。* 莫里斯教授表示,推動社會發展的是那些“貪婪、懶惰、怕這怕那的人”,他們“在安逸自在、盡可能少地工作和安全之間尋求自己喜歡的平衡”。由於人類既聰明,又具有高度的社會性,他們通過科技發明和創建制度,來實現這些目標。但一個人類群體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是由地理條件決定的。而特定地理環境的影響也在改變:1000年前,大洋還是一道屏障;而到了500年前,已變成通途。 莫里斯教授還為文明兩極的發展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解釋。 文明的兩極分別是源自兩河流域(即當今的中東地區)農業革命的“西方”文明,以及源自當今中國版圖內農業革命的“東方”文明。 他得出的結論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前,西方要略微領先於東方;此後至18世紀之間,西方一直落後於東方;而18世紀後西方再次反超。 (I.E. 這裡的東方,是指東羅馬、波斯、奧圖曼帝國的區域,不是指中國!! 中國大約是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公元220~589年)後,”胡人”進佔中原,隨之引入了佛教及鐵器,民間才普遍進入鐵器時代---沒有鐵器用摩氏硬度(The Mohs scale of mineral hardness)只有三~五度的青銅器很難雕刻三度以上硬度的方解石的佛像的---在這個時期的中原北方的胡人是主導的力量,隨是屬於北朝;唐的皇室有中亞的血統及風俗,宋朝因秦檜執行皇帝的和解政策,金人沒有南下,金就是清的先人!! 以現存的”文明資料”來檢視---地中海周圍區域的科技技術在十九世紀以前都是高過於遠東地區的。) 東方對“後發優勢”——這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的利用,意味著21世紀將再次出現逆轉。(I.E. 這”21世紀將再次出現逆轉”的東方,所指的是歐洲稱之遠東的地區。) 對於莫里斯教授而言,“社會發展”是四種因素的混合體:能源使用、城市化、軍事能力和資訊技術。 第一個因素是基礎:獲取能源是生存的一個必要條件;社會越複雜先進,獲取的能源就越多。正因如此,用“工業革命”來概括兩個世紀前的社會變遷不太恰當。那其實是一場能源革命:我們知道了如何開採變成化石的陽光。能源和思想是我們文明的兩大基石。 莫里斯對社會發展和“能源獲取”的考量結果彼此相符(參見圖表中過去4000年的資料)。我們還可以發現其它三點。 首先,西元1700年時,西方獲取的能源與西元100年時幾乎持平,而中國是在12世紀達到了現代化之前的巔峰水準。(I,E. 大約就是南宋時期,理學大師朱熹訂定了科舉制度教科書,這時是理學萌芽,科舉制度穩固成形的時期。 社會上發展出”女性束腳”的風氣,”束腳”不是”纏腳”,到了明朝這個”流氓政權”建立後,讀書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蕩然無存。 科舉制度和沒有”反省能力的理學”互為表裡的正回饋機制,所發展出的教育制度及文化就越來越惡質,這種文化就只能趨於死亡。)其次,能源獲取和社會發展在過去兩個世紀呈爆炸式增長。 第三,東方對能源的利用一直增長得十分迅速。 來自經合組織(OECD)發展中心的一份分析報告稱,趨同正改變著全球資源的供求平衡。**這體現在了近來鋼鐵和能源實際價格的上漲上。 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指出,到2035年,全球初級能源需求可能還會再增長50%。 如果能源生產密度不發生重大改變,這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經濟趨同的必然結果:如果所有人的能源消耗都達到目前富國的人均水準,商業能源消耗將是當前水準的三倍(見圖表)。 正如經合組織所指出的那樣,趨同的經濟影響比這更加廣泛。中國、印度和前蘇聯國家的勞動力供應融入全球經濟,讓在開放經濟體內勞作的人數翻了一番。這必然給低技能人群的相對工資造成負面影響,儘管證據與人們的普遍看法相矛盾——人們普遍認為,這正是導致富國不平等加劇的最主要因素。 中國和印度的增長,直接惠及了資源出口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購買國。 資源大國是前一種影響的最大贏家,不過它們也面臨去工業化的風險。富國的消費者是後一種影響的贏家。 此外,更出人意料的後果之一是:預期儲蓄的增長要快於投資,由此導致了“儲蓄過剩”,並對實際利率構成了下行壓力。(I.E. 這是很詭異的情況,“儲蓄過剩”的中國不得不支持美國揮霍的負債消費!!) 這些影響固然重要,但它們至少反映出一些“正和(雙贏)”(positive-sum)的進展:繁榮程度的提高和機遇的擴大。 最重大的挑戰出現在更有可能產生“零和”(zero-sum)結果的領域。資源就是一個典型。政治實力則是另一個範例。 東方的崛起必然會改變全球力量的平衡,以及廉價資源供給充足的局面。關於後者,思想發展史上有一件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預言了人口過剩的湯瑪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就在資源短缺不再是事實之際,提出了這些悲觀的假設。21世紀最大的問題可能是:資源是否會像公元1800年之前經常出現的情況那樣,再次成為約束發展的因素。 創造力會繼續克服資源短缺嗎? 如果答案是“會”,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向目前最優越的一群人看齊,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 如果答案是“不會”,我們就有可能淪為莫里斯教授口中“天啟五騎士”(five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氣候變化、饑荒、政府失靈、移民和疾病——的犧牲品。 (I.E. 是借用聖經啟示錄第6章1~8的四騎士,傳統上被解釋為瘟疫、戰爭、饑荒和死亡的隱喻,這裡指的是當今世界的”五個”普遍問題。) 此外,即使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所需的政治合作可能也遠遠高於實際可行水準。 特別是在一些領域,經濟增長帶來了全球“外部性(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而此類外部性(外部成本)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氣候變化。眼下,人們尚未開始採取應對措施。政治發展落後于當今現實。 (I.E. 地球正在暖化,這個事實可以由過去一百五十多年許多對冰川觀測的紀錄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對為何會發生的原因就不是那麼全面的認識,現在提出的各種應對措施,就能遏止地球氣候的變化嗎?---不知道!! 但是,能喚起世人對生態及”可持續發展”環境的建構,就是有非常意義及貢獻的,具有教育意義的。) 強權政治亦是如此。現如今,我們有能力摧毀文明,強國之間的關係也開始變得危險。原子彈爆炸後,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唯一能拯救文明和人類的,就是創建一個世界政府”。有人指責愛因斯坦天真,但他的想法可能仍然是對的。 “大趨同”是一個劃時代的轉變。 能源豐富型經濟正向著大多數人蔓延。 但如果我們不對隨之而來的資源壓力加以管理,結果可能會很悲慘;而如果我們不設法應對權力的轉移,結果可能會是戰爭。 莫里斯最為樂觀的觀點之一就是,每一個時代都會誕生所需要的思想。鑒於目前變化的速度,我們所需要的思想會很快出現嗎? *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Profile Books出版社,2010年 ** 《 2010 年全球發展前景:財富遷移》(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0: Shifting Wealth),www.oecd.org. 譯者/陳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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