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碰觸這個題目的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1905年出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雖然，後續的著作的立論基礎都不能超越，但還是值得當作補充材料讀一讀!!

就在歐洲的奇蹟出書前不久---1978年---中國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上路了，曾幾何時，所描述的情況逆轉了---歐洲的成長停滯了，日本領頭帶著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總共2.1億人快速的成長，再接續中國及印度的快速的成長就不得了了，有25億人口，約佔全世界37%的份額，趨勢正在發展中，量變而質變的影響深遠，引領世界走向不可預知的未來。

至於第二個命題” 大趨同”(great convergence)，對於趨同的定義是模糊的，然後，文章就在”不清不楚”的清況下衍生---就顯得混亂了!!  不過，自從傳說中的通天塔(The Tower of Babel)崩塌了，人類的語言分歧了，隨之而來的是文化的變化，宗教的變異，但人類總是不忘，特別是中國人喜歡”統一”---無論使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建立”大同”的理想”……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這樣的世界會到來嗎?  盼望著!!

2011年01月10日 07:10 AM

英國《金融時報》 馬丁•沃爾夫 報導

收入趨同而增長趨異——這正是當前時代的經濟現實。 

我們正在見證19世紀及20世紀初收入分化時代的逆轉。  在那個時代，相對於其它地區的人們，西歐及其最成功的前殖民地的人們實現了巨大的經濟優勢。如今，這種優勢逆轉的速度比出現時更快。這種情況無可避免，也是可取的。但它也為全球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位於爾灣的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中，提到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他指出，這些分流出現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這種說法存在爭議：已故的統計研究大師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辯稱，到1820年，英國和美國的人均產出已分別是中國的三倍和兩倍（見圖表）。然而，隨後的差距無疑要大得多。到了20世紀中葉，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和印度的實際人均收入分別降至美國的5%和7%。此外，這種情況直到1980年都沒有什麼變化。

曾經是全球科技中心的這些國家已遠遠落在了後面。如今，這種分化正在逆轉。這無疑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個事實。

根據麥迪森的資料，1980年至2008年間，中國與美國的人均產值之比從6%升至22%，而印度與美國的比值則從5%升至10%。

根據大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經濟資料總庫”的資料（估算基礎略有不同），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09年，中國與美國的人均產值之比從3%升至19%，印度則從3%升至7%。這些對比不那麼穩定，但相對改變的方向則是明確的。

在二戰結束後的年代裡，西方發達經濟體生產率的迅速趨同並非沒有先例。日本一馬當先，緊隨其後的是韓國和東亞三小龍——香港、新加坡和臺灣。日本在19世紀就已開始了工業化進程，並取得了顯著成功。在二戰戰敗後，日本重新起步時的人均產值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左右（大約相當於中國目前的水準），而上世紀70年初則達到了70%。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1990年，這一比例達到了近90%的峰值水準，隨後再度下降。韓國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起步時，人均產值是美國的10%，而在1997年則達到了50%，2009年為64%。

這一次，前所未有的並非趨同性，而在於規模。假若中國遵循日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發展路徑，那它仍將有20年的高速增長，到2030年，人均產值將達到美國的70%左右。到那時，按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接近美國的三倍，超過美國和西歐的總和。印度則落後得更遠一些。按照最近的增長率，到2030年，印度經濟規模將達到美國的80%左右，但其人均GDP仍將不足美國的五分之一。

相對于美國當時的水準，中國目前相當於1950年的日本。但以絕對值計算，其人均產值則要高得多，因為美國經濟自身增長了三倍。今天，中國實際人均GDP大約相當於日本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水準，相當於韓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準。印度目前相當於日本上世紀50年代和韓國上世紀70年代初的水準。

簡言之，目前成功的新興經濟體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增長率的分化，反映了它們之間的收入趨同速度。這種增長的分化令人吃驚。美聯儲(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去年11月份的一次重要演講中指出，在2010年第二季度，新興經濟體實際總產值比2005年年初增長41%。中國增長了70%，而印度增長了55%左右。但在發達經濟體，實際產值僅增長了5%。對新興經濟體而言，“大衰退”轉瞬即逝；而對高收入國家而言，則是一場災難。

“大趨同”是一場改變世界的事件。現在，西方人口占全球的11%——西方的定義是西歐及其“殖民旁支國家”：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但中國和印度人口占全球的37%。西方陣營當前的地位將難以為繼。這是“大分流”的結果。而它將以“大趨同”告終。

這種說法假定，趨同本身將會持續下去，或許不一定是以近來的速度。

對於懷疑這一點的人，最佳回應是：為什麼不會呢？

強大的市場和技術力量正讓積累的知識在全球傳播。沒有人懷疑，中國人和印度人有能力運用它。他們與西方人一樣具有企業家精神和發奮圖強。由於相對較為貧窮，他們無疑更具有企業家精神，也更發奮圖強。

直到最近，政治、社會和政策方面的障礙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數十年來情況並非如此。這種情況為何會再度出現？

誠然，要想推進增長，就需要實施許多改革，但增長本身有可能推動社會和政治向著所需的方向轉變。

不錯，中國和印度的人均產值或許無法超過美國：日本也沒能超過。

但它們今天與美國的差距還很大。它們為何無法達到（比如說）美國一半的生產率水準？這相當於葡萄牙的水準。中國能達到葡萄牙的水準嗎？肯定能。

當然，其間有可能受到災難的干擾。但引人注目的是，即便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和若干次經濟衰退，也僅僅是暫時打斷了較早工業化國家的崛起。如果我們不考慮核戰爭的因素，似乎沒有什麼能夠阻止新興大國的崛起——不過很可能會延遲。

中國和印度的規模，足以在保護主義盛行的情況下通過國內市場推動增長。實際上，他們的規模大到了足以推動其它新興國家的增長。

在過去的幾百年裡，曾經處在週邊的歐洲、以及之後的美國成為了世界經濟的核心。現在，那些曾被擠到週邊的經濟體正重新成為核心。這種情況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我將在下周專欄裡，探討這對我們所有人而言意味著什麼的問題。

*《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普林斯頓出版社，2000年出版

譯者/君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