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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5 05:30:12瀏覽624|回應0|推薦14 | |
1750年代英國改良蒸氣機啟動的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這是基層生產力的變革; 1789年發生在法國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的社會革命(Social revolution)---這是上層建構物意識形態的變革; 這兩者是各自發展的,1815年維也納會議(The Congress of Vienna)遏止了在法國啟動的社會革命(Social revolution)的進程----歐洲發生1830年的小革命及1848年類似現在北非”相互激勵”的革命,都被鎮壓平息了,歐洲大陸又恢復了國王、貴族階層掌握大權復古的保守統治制度。 1848年,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三十歲,被普魯士逼迫的流亡到倫敦,往後幾十年,他大部分的時間待在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閱讀室研讀大量的國會研究報告的資料寫成了立論嚴謹的”資本論”。 雖然,1870年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各聯邦建立了君主立憲的德意志帝國,原先一些普魯士的容克(Junker)轉為資本家,這些保守的力量遏制了這個帝國應該和工業革命帶生產方式改變相適應的社會改革。 歐洲社會及新興民族國家間的巨大矛盾逐年的累積---發生商業戰爭性質的世界大戰。 馬克思資本論的論述有道理嗎? 自然界生命繁殖的特性是人類財富的根本且是唯一的源頭---人類以勞動力掠奪動、植物的生命,形成財富,前提就是自然界的法則---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這樣的掠奪必需被"認可",在這個前提下勞動力就是等同財富。 錢,不是財富---是物物交換的”媒介物”,有一個”隱而存在”的信用在其中; 只要有信用就可以發行這樣性質的”媒介物”;政府是一個經濟活動的平台,擁有”公信力”,因為 : ---這個”非營利事業單位”的徵稅權是公民授權給的; ---因為公民給予徵稅權的授權,信用就架構在這基礎上; ---只要有信用的人或法人就可以發行交換的媒介物----如:百貨公司的禮劵;電動遊戲的代幣 ;賭場的籌碼;民間的”互助會”等等 ; 初始社會---勞動力是維持生命所必需付出的; 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後----勞動力是維持生活所必需付出的; 無論是維持生命或生活的必需,是使用物質的價值---這是使用價值; 在這種情況的下交換的媒介物是交換使用價值---基礎就是勞動力的交換。 更進一步的討論,要引入場(field) 的概念---最早是由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提出的,這是ㄧ個非常了不起的"創意" ---沒有這個場(Field--physics)的概念,"重量"和"質量"的意涵是"曖昧"的!! 物質的"質量"必須在重力場中才能顯現"重量"---地球的重力場"幾乎"是穩定的,因此,相同質量的物質在任何地方"重量"幾乎相同,因此"重量"等同"質量"。 生產力的發展促成社會經濟活動的分工,因交換的需求而產生了市場機制---價格和價值之間的關鍵聯繫就在市場中建立起來了---就像在重力場中建立起來的"重量"和"質量"的關係--- ƒ(價值, 理論市場)= 理論價格; ƒ(時間,地點)= 理論市場; ƒ(價值,時間,地點)= 理論價格。 價格是該商品的價值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應變的結果!! 時間、地點,是兩個"獨立""元素"。 "獨立",是指一個以上的元素相互間不相干擾的---就如同兩個"相互垂直的力"是獨立的意涵。 但是,經濟活動中的實際市場不能等同理論市場--- ƒ(理論市場,貪婪)=實際市場; 貪婪這個元素,不是"獨立"的,而且難以定量---是許多”相互派生元素”的”變數”。 那麼,為什麼可以將"價值"視為獨立的元素? 這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基礎----前面辯證過,"價值"是指維持生命或生活的使用價值,對應到維持生活所必需的勞動力; 什麼是生活所必需的勞動力? 這個問題---恩斯特•恩格爾(Ernst Engel,1821年3月26日~1896年12月8日)研究得出的"恩格爾係數"( the Engel curve)被應用決定最低工資的依據,這樣勞動力的價值被量化的訂定了,非常的了不起的成就。 "特定的時間點的實際市場"---這個概念就像是公司財務報表中的"資產負債表",只代表那一個盤點的時間---實際市場形象的描述,就像是不斷變化波濤洶湧的海面。 實際價格的是實際市場,是貪婪的應變數---貪婪像是不斷變化波濤洶湧的海面---這個麻煩就大了!! 自然界能夠滿足生存的所需,因為貪婪攪和在其中,是無法滿足貪婪的需求。 通貨膨脹比薪資增加快---就是勞動者"剩餘價值"被剝削,這是不公義的,勞動者該抗爭,但是,數量龐大勞動者的貪婪也攪和在其中 !! 通貨膨脹造成的實際價格波動大---這是貪婪間的博弈,積累資本的機會就在其中。 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及古典資本主義的芝加哥學派----經過一百八十多年”試誤”(Trial and error)實驗的社會實踐,一直到了1989年後,浮現了以”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架構的社會革命,以適應現今全球化(Globalization)經濟活動快速發展的趨勢---這個運動正在進行發展中,適應各個不同文化可能的草蛇灰線方案會逐漸的清晰。 美國2010年通過法案讓政府有權處理”大到不能倒的公司”----聯邦政府介入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進行分拆並私有化,2015年前 ”必然”會到來的----可能的發展 : 對美國出超的中國、日本、德國、台灣等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政府、許多退休基金及國際金融機構都成為這家重組新公司的股東。 可以讀一讀“兩房”虧空未可輕忽,可幫助理解的深入些!!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下的6,000億美元,2011年6月底前都會釋放到全球,這是”以債養債”,這些類似賭場發行的籌碼,是靠美國的”信用”支撐著---在澳門的賭場籌碼是通用的,有時私人商店為了做觀光客的生意也接受小額的賭場籌碼---美元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媒介、美國人民的龐大生產力及美國政府擁有”印製美鈔的絕對權力”,全世界不得不被迫的以低利率接受!! 美國以”直升機撒鈔票”避免本身的經濟緊縮(deflation),資本財開放,經濟發展的國家,貨幣想不升值,很難---這次希臘債務危機,讓資本財開放國家的中央銀行喘口氣,當然,游資的抽離股市資金水位的下降指數調整就是必然的!! 為什麼? 這一篇文章點出了---以債養債類似以生命維持機對病入膏肓的救助!! 希臘,GDP(official exchange rate)0.31兆美元,比台灣還小一些的經濟體;人口一千零七十六萬多人;2010年GDP成長率-4.5%;使用歐元,但沒有發行權,卻陷於”以債養債”的境界,希臘2年公債利率升破20%,對世界已經泛濫游資”絕對”有吸引力---就像這個世紀初期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及二十多年前台灣的沈長聲鴻源的吸金老鼠會---這些”私人基金”可以將這些金融產品包裝在一起以”連動債”的面目出現!! 這篇文章要讀一讀---因為自己的無知而受騙,是不能怪別人的!!
************ 希臘違約只是時間問題 2011年06月24日 06:13 AM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馬丁•費爾德斯坦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週二晚,希臘議會通過“政府信任案”,給政府留出了一些喘息空間。儘管如此,希臘違約仍然不可避免。 當一國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超過150%、年度赤字數額龐大且利率超過25%時,唯一的問題是違約會在何時發生。當前磋商的要點實際上是如何把不可避免的違約拖延一些時候。 假如希臘是歐洲唯一會破產的國家,那麼現在破產才是上策。把債務削減一半,以低息債券替換現有債務,希臘將得以相對輕鬆地償還債務,否則將遭受莫大痛苦。 然而,希臘違約可能觸發葡萄牙和愛爾蘭違約,西班牙可能也在劫難逃。由此造成的損失可能害得其他國家的銀行和債權人血本無歸。全歐洲的企業信貸將趨於枯竭,歐洲銀行業將瀕臨崩潰。 這種不可避免的傳染效應及其對歐洲金融體系的潛在影響,正是歐洲央行決心避免讓希臘在此時違約的原因所在。因此,挑戰在於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法,把違約拖延足夠長的時間,以便在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同時違約的情況下,債權人能夠承受債券價值減記的後果。 德國的立場使整件事變得更加複雜。該國表示,除非現有的私人債權人參與行動,它才會支持延長希臘債務期限。歐洲央行則堅持,私人的參與必須以“自願”為原則,以避免技術性違約。 因此,任何解決方案都將包含一個基本特徵:現有債券持有人“自願”同意把已到期的利息計入本金。另外,它們必須以低於市場的利率提供多年期新貸款,以替換到期的債券。 但怎麼讓現有債權人同意這些條款呢?如果不是強制性的,那麼必須符合各債權人的利益,他們才會同意。以下三點因素可能有利於促成此事: 首先,一家銀行如果不把到期利息計入本金,同時發放新貸款,那麼舊貸款將遭到違約,導致銀行帳面資本減少,放貸能力減弱。各銀行將力求避免這種狀況。 其次,歐洲央行已經表明,由於違約而經過重組的債務,將無法在歐洲央行抵押,而自願發放的新貸款則可以抵押。 第三,債權人中將出現一種同業心理壓力,迫使他們承認,避免違約對大家都有利。 避免資本損失、擁有可在歐洲央行作為抵押物的資產,以及順從同業心理壓力這三點,或許足以促使債權人以優惠利率提供新貸款。如果不能,歐洲央行和歐盟將需拿出更多的激勵措施。 假以時日,持有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債務的債權人機構將能夠把相關債務出售,或者轉手給歐洲央行或其他潛在買家,通過積累收益,提高資本比率。 當歐洲央行認定主要債權人已經把他們所持的受損債務減少到一定程度,能夠承受得起大幅減值時,將容許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同時違約,讓這些國家按照各自的償付能力去重組債務。 這種方案在上世紀80年代治理拉美債務危機上收效良好,最終以布萊迪債券(Brady bonds)替換了已有債務。 當然,並不能保證這種做法也適用于歐元區週邊債務國。一個重大的不確定性是西班牙是否也需要重組債務。雖然該國中央政府的債務看上去可控,但儲蓄銀行的受損資產和個別地區的債務,卻可能導致該國最終的債務總額達到不可能償還的地步。而且,西班牙的潛在債務,比另外三國的受損主權債務總和還要多。 另外還有兩個問題使上述策略難以在歐洲發揮作用。 第一,這些國家實行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和GDP具有抑制作用,卻無法從貨幣貶值的擴張效應中得到彌補。 第二,即使化解了債務危機,這些週邊國家在現行匯率水準下也將缺乏競爭力。作為歐元區成員國,他們無法讓貨幣貶值。 因此,即使解決了債務問題,這些國家仍將面臨巨額的經常項目赤字。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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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財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