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摘自網路)

在台灣出生成長娶妻生子，將來更要化作台灣的塵土，幾十年來，竟然不會說台語，想來著實自覺慚愧。

尤其，成年後為了謀得一技之長，十年寒窗苦讀英文，終於得以藉英文專長養家糊口。一日忽然驚覺，從未在英語系國家留學或長居的我，英文竟然講得比台語還好，頓感汗顏之至。因此，這些年來每次聽到挑撥族群矛盾的政客們高喊「喫台灣米，啉台灣水…」時，心中總有股自慚形穢的愧疚，默默地自動對號入座領罵。

然而，「喫台灣米，啉台灣水」幾十年，落到今天這地步 – 少一項語言能力，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啊！

小學四年級時，因為家庭因素，我從嘉義的空軍子弟小學轉到台北的木柵國小就讀。木柵國小是個一般國民小學，接受文山、木柵、深坑、石碇等地區(當時仍屬台北縣)的學齡兒童就讀。全校三千多名學生中，至少90%以上是本省子弟。本來我有機會在與本省同學同窗共硯中學會台語，然而，當年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禁止學生在校講方言，違規者遭師長責罵、體罰、罰錢、掛狗牌等處分時有所聞，成為那個威權年代學童的共同記憶。

當年，本省同學在校方“嚴刑峻罰”的威嚇下，被強迫講國語，許多同學因母語發音習慣一時轉不過來，講得一口「台灣國語」而遭外省同學取笑的畫面，至今猶歷歷在目。然而，時過境遷，當年被迫學習國語的本省同學都成了國台語雙聲帶，而我們這些未曾遭受國語運動困擾的外省同學，反而少了一項語言能力。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來，我們也是政府當年「推行國語運動」的受害者啊！

其實，我也非全然不懂台語。在上個世紀七、八零年代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黨外狂飆時期，黨外前輩們在國民黨戒嚴體制的層層封鎖下，發揮創意巧思，遊走法律邊緣，突破集會遊行的禁令，經常假藉各種名義舉辦演講會，宣揚民主理念。當時的我正值求知若渴的年紀，因此四處追逐黨外演講活動，聽了無數場全台語的演講。剛開始聽懂的不多，只能算精神支持捧個人場，但久而久之，我逐漸越懂越多，終而聽懂七八成內容毫無問題。

後來台灣歷經解嚴(1987)、國會全面改選(1992)、和總統直選(1996)，全面進入民主化時代。台灣人出頭天了，台語也成了國語之外台灣地區最強勢的語言。聽台語的機會更多了，我的聽力越來越好，基本上也算是個“台語人”了。

但幾十年來，我一直住在台北地區，而台北人不論老少或族群，國語都講得很好，因此，我也很少有機會使用台語。有一回，遇到一位本省長者，我試圖用台語跟他聊天，但對方一聽我的破台語，便自動用國語回應，我頓時覺得好尷尬，只好改回國語跟他交談。那次經驗後，我便不太敢嘗試說台語。形勢比人強！在台北，人人的國語都說得比我的台語好，我自然沒機會使用台語。因此，我的台語始終停留在“能聽不能說”的程度。

不久前，我靈光一閃：我何必甘於台語“能聽不能說”的處境？其實，以我目前的台語程度，只要多看幾部閩南語連續劇應該就能說了。於是我啟動當年苦讀英文的精神，抱著學講台語的態度，透過YouTube收看民視的《嫁妝》。一齣戲還沒看完，我已感到功力大增，信心滿滿。我有把握，待我再看幾部閩南語連續劇後，我必能成為能聽能說的真正台語人了。

在學習台語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一個引發我興趣的現象：國語(北京方言)和台語(閩南方言)表達同一事物或情緒時，常使用不同的詞彙，但同樣讓人一見即心領神會。從此處深入探究，或可一窺中國北方先民與南方先民看待事物或表達情緒的不同著眼。譬如(括弧內為台語)：處心積慮(用心計較)、左鄰右舍(處邊隔壁)、愁眉苦臉(憂頭結面)、動手動腳(起腳動手)、心甘情願(歡喜甘願)、得寸進尺(軟土深掘)、口口聲聲(聲聲句句)…等。諸如此類的詞語不勝枚舉。

此外，台語中還有許多用詞正好與國語顛倒，譬如：颱風(風颱)、習慣(慣習)、收買(買收)、嫌棄(棄嫌)、客人(人客)、喜歡(歡喜)、熱鬧(鬧熱)…等。數千年來，中國北方和南方先民如何分別發展出這些正好相反的倒置詞，頗為令人玩味。

我期待著，待我多看幾齣閩南語連續劇學成台語後，我在填寫個人資料時，便可在語言能力欄填下“quadrilingual”(講四種語言的人) – 中文、英文、台語和四川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