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情緣(3)

                                                                                                                                                楊遠薰

如今回想，隨母親學日語的機會可說稍縱即逝。因為她患有黃斑部病變的眼疾，視力日漸微弱。隔年，她即因看不清楚書本上的字，改由我讀、她聽。又過一年，她即因容易疲倦，上課的時間逐漸縮短。再隔一年，她的注意力已難集中，日語課便在無形中無疾而終。

與母親一起到虎林街傳統市場買菜，也是類似的情況。我們母女倆都愛逛傳統市場，每次一走進摩肩擦踵的市場，看到琳琅滿目、幼時熟悉的台灣美食，就無由地感到興奮。所以母親獨居在忠孝東路的那些年，我每次回台，幾乎天天上午與媽媽相偕去買菜。

我們常沿著忠孝東路五路，走約十來分鐘的路，到虎林街的市場購物。母親常這個50元、那個100塊地買。我跟在旁邊，一包一包地拎，直到兩手都快拎不動了，母女倆才慢慢踱回家。

如此年復一年，母親越走越慢。逐漸地，她中途都得停下來休息，從一次、兩次到三次。所以我後來都帶著一張折椅出門，在她走不動時，讓她坐在廊下休息。然後在買完菜後，叫部計程車，載我們回家。

2015年冬季，我回台看母親時，兩個侄兒都已陸續結婚，先後搬出去，建立他們自己的家庭。母親是真正的獨處。那年冬天，台北經常霪雨霏霏。有一天，難得雨停，我攙著走路巍巍顛顛的母親，走走停停地到虎林街口走，一共費了半小時。這時我們心裡都明白，此後虎林街對媽媽來說，將是一條迢遙路。

她無法走到虎林街後，就改到她住所對面的〈愛買〉超市購物。可是不到一年，她就發現在綠燈讀秒的情況下，她要穿越八線道的忠孝東路都很困難。這時就僅能到樓下的便利商店買點簡易的餐食，或是由弟婦與幫母親打掃的太太帶東西過去。

2016年冬天，我回台看母親時，就很認真地與她討論她下一步的安養問題。我建議請一位外籍看護，與她同住；她以「會被欺負」為由予以拒絕。我也提議一起去參觀兩家口碑不錯的安養中心，她以「唸書時住學寮、最恨團體生活」為由，不予考慮。

每次談到後來，她都以「時到時當(船到橋頭自然直)」的話作為結束。這時我明白，她內心其實屬意與兒子同住。

有一晚，北風颼颼，關了房門，室內猶覺陰冷。已上床休息的母親突然喚著我。我走到她床頭，穩她有什麼事？ 她要我伸出手，讓她握住。

然後，她說：「若那時候到了，我會害怕。妳要回來，在我身邊，讓我握著妳的手，好嗎？」

我沒想到她會說這些，一時愣住，半响才回道：「那個時候還沒到，妳不要想太多。」

「我是說，到那時候，妳會回來，讓我握著妳的手嗎？」她又問

「會啦，會啦。」我說：「若真有事，通知我，我會趕回來。」

「那就好。」她點點頭。

後來我常想：我若與她同住一屋，實踐這要求毫無困難。但我住美國，她在台灣，相隔萬里，就算臨時通知我，我趕得及回來嗎？

此後， 母親的這項要求成了我心底的惦記。

4

我再在2016 年十二月回台，一直待到2017年一月才返美。但返美甫一個月，就接到電話，說母親出事了。 她獨自在家時跌倒，掙扎到電話旁打電話給弟弟，隨後馬上被送至醫院，診斷出骨折，進行手術。

家人當時都很緊張，紛紛趕往關懷。結果，93高齡的母親憑著堅強的意志，竟度過難關。她出院後需人照顧，就住進弟弟家，由我們子女四人合請一位外籍看護，全時照顧。此外，我們亦付弟婦一份薪資，請她處理所有照顧母親的事宜。

這項安排看似不錯，但天有不測風雲。數個月後，向來最照顧母親的弟弟因多方奔波，顯得疲憊不堪，乃至咳嗽不止。後來到醫院求治，不幸確診為重度肺癌，情況令人擔憂。弟婦在弟弟求診與醫治的過程中備受壓力，乃宣稱她無力再照顧高齡的婆婆。因此，大哥在2018年夏天將媽媽接到台中。

我念及過去離母親較遠，想趁最後的階段予以補償，因此頻頻往返美、台之間，盡量找機會陪伴老母。

闊別台中甚久，從沒料到台中的氣候如此怡人。2018年秋，我到大哥家探家母，每天早上帶她到前庭的石桌椅小坐。舉目望去，陽光和煦，碧空如洗，院內綠草如茵，花開滿園。

我高興地對母親說： 「你看，這裡環境多麼清幽，天氣多麼美好，實在很適合妳養老。」

「可是很寂寞。」她幽幽地回道：「鐵門經常關著，看不到外面的人。整天開不了幾次口。多麼希望妳常回來，陪我說話。」

「媽，我一年回台灣三次，已經回來得很勤了。」我說著，心裡忍不住嘀咕：我每次都得放下自己的家庭與工作，專程回台陪她。每次的航程加轉機，單程就需二、三十小時，常常折騰得我精疲力竭，天曉得我還能撐多久？

「嗨，謝謝妳。」母親這時突然用日語回答，還朝我一鞠躬。頓時，我滿腹牢騷都卡在喉頭，說不出口。

在2018年裡，母親幾乎天天抱怨日子無聊。她因為眼睛不好，早已放棄閱讀，現在連看電視新聞都覺吃力，常常問：「現在在演甚麼？」。

她耳朵重聽，與人講電話，常自講自的。事實上，現在除了子女外，很少人會打電話給她，因為與她同輩的人幾乎都走了。她行動不便，起身或坐下，都需人攙扶；走路則靠撐著四腳支架，巍巍顛顛，活動範圍日漸小。

她的記憶力也開始衰退，時常話講到一半，會因想不起想要講的人名或地名而打住。因為整天無事可做，她每天最常問的一句話就是：「現在幾點了？」若回答：「十一點。」 她會說：「怎麼才十一點？是不是時鐘都停了？時間怎麼過得這麼慢？」

然後， 她會嘆道：「整天不是吃，就是睡，啥事也不能做，真沒路用。」我說：「妳從前不常說好命的人不用做事，那現在就當自己是最好命的人好了。」「唉，沒路用，沒路用。」她繼續搖頭嘆道。

2019年春，我再到台中探望母親。她在體能上似無太大改變，但在心思意念上則常像獨自沉浸在過往的某個世界。

我問她可曾記得我們以前常到虎林街買菜？她茫然地反問： 「甚麼是虎林街？」我接著問：「那你可記得〈愛買超市〉？ 」她搖搖頭。

我在心裡嘆息，然後又問：「那妳記得我爸爸嗎？」

「記得。」這回，她回答得一清二楚，接著說出父親的名字，還說：「他最大的本事就是逃過二二八(後的被捕)。」(待續)

2014年，母親、我、我的女兒與女兒的女兒四代女性合影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