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我一直對這個問題很有想法，因為你從台灣的反抗運動中看出反抗人士的組成不均性，從日據時代起算，律師和醫生基本上是社會運動的主角，直到現在如果大家仔細看看台灣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基本上醫師和律師的比例大的不成比例，放眼世界，韓國亦復如此。而世界上著名的反抗人士也有這種傾向，但是我不想由一般傳統的面相來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我的專長和興趣。我一再公開承認我是一個歷史唯物論者，所以就讓我們用經濟的角度來看一下社會運動人士的組成為什麼有一大部分是醫師和律師。

    簡單的說，我的論點就是因為醫師和律師是受到政府證照保護而以國內市場為主的高所得群體，這種族群的特色誘使他們成為社會運動的中堅。

以前台灣有許多醫師選擇移民美國，但是這些在台灣是菁英分子的人士，通常在美國卻是阻礙重重一般很難再執業，主要是因為語言的問題，因為美國要成為醫師基本上要具備有和病患100%的溝通能力，否則你如何做出正確的診斷。事實上美國對於律師也有這種基本要求。而這點正是我想特別提出的證明，基本上醫師和律師是一種本土性很強的職業，對於外國競爭者有很強的排他性，因為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會對醫師和律師做嚴格的認證規範，不是本國人士是很難進入這個行業的。因此對於這兩個職業的人，國內狀況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前途，也就是說他們有很強的誘因驅使他們關心國內的狀況，因為良好的國內狀況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

    那一定有人會說，誰不希望呢?但是重點是相關程度，一個外貿商人當然也會關心，但是相關性相對不高。更何況某些像全球化的議題，醫師和律師是更有危機感的，看看台灣醫師團體對於台灣留學波蘭取得歐盟醫師執照的排斥就可以看出。這種對於自身經濟能力的可能任何傷害，都是這些團體的親身感受，所以自然對社會運動更加關注了!因為經由這些社會運動，可以更加確保從政治到經濟議題是朝向有利於自身的方向進行。

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你一定會問，其他團體難道不關心嗎?當然其他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群體當然也有相對誘因來關心，重點是為什麼醫生和律師卻特別突出呢?

    這也是經濟因素來決定的，要做社會運動需要有經濟基礎，而醫師和律師都是在政府嚴格認證下的高收入群體，所有修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要提高價格和收費，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利用證照來阻擋外部競爭，供應者少了，價格就上來了!所以醫師和律師都是社會的高收入者，因此有資源可以做社會運動，因為任何社會運動如果沒有經濟基礎那是萬萬不可能成事的。所以醫師律師團體容易社會運動中脫穎而出，成為運動的主力。

    但是就是因為醫師律師有資源做社會運動來導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這又更進一步確保他的經濟利益，反過來又可以更一步深化社會運動，這種正向循環終究導致醫師和律師團體成為社會意見領袖。而這也是我們所觀察到的結果。

    至於這樣是好是壞，老實說我並不在意，因為如果沒有從根本改造，這種趨勢是不可能改變的。也就是如果政府對於證照的嚴格管控所創造出來的國內高收入團體這種政策不改變，那這種因為國內市場的經濟誘因所導致社會運動就不會改變。畢竟每個人有權利替自己發聲。所以如果照我的看法要消滅這種群體式的社會運動傾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降低或是取消證照的管制，當群體沒有超額利益時，也就不會成為最主要的力量，讓社會運動只會朝著單向度前進。而會成為百花齊放的模式。

    不管你是否認同我的想法，我只想表達的是從經濟角度來看這件事，至於能不能驗證，我想這需要時間，如果政府規定某種特定行業也需要證照，經過一段時日，或許就可以看到也不是不可能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