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生何嘗不是？” 我一邊踢著腳前的落葉，一邊喃喃自語，沒有回應。 秋已深，現在應該是初冬，但是還有幾片乾黃色的葉子停留在枝頭上，也許正在散放出生命最後的光彩。

你相信嗎？一位七十五歲的老太太想去滑雪，她打電話邀我，我沒有去，因為覺得不可思議。隔年醫生宣佈她患了肺癌，我們去看她時，她正在寫日記。她說：人過了七十以後記性越來越壞，不得不把每天重要的事記下來。

阿姨上過日據時代的初中，日語很流暢，平常來往的一半都是日籍太太，都喜歡吃日本料理，於是約好每個星期五到城裏聚餐的約會。這個約會只維持三年，1997年底，從台北回來後，開始迷上寫作，就覺得吃飯、逛街是一種浪費。藉故推辭，而她也從不介意，仍常常打電話來聊天，告訴我那一家的生魚片最新鮮，希望我下一次來參加她們的聚會。

1999年底，等到從朋友口中知道她已經來日無多時，我撥了電話給她，邀她去Hagely 花園喝下午茶。電話中她的口氣發顫：「秋萍我怕走不動！」我說：「開車來接妳！」她正在給女兒寫信，叫我等一會兒，姨丈正在廚房準備中餐，頓頓蔬菜肉粥，她幾乎捏著鼻子吃下去，為了不辜負他一片好意，勉強吃了半碗。

上了車，她興奮的問去那一家日本料理？ 什麼？你還沒有吃飽啊？ 她大笑起來說：「剛才吃下去的粥都吐到抽水馬桶裏了。」阿姨又恢復她以前的童真。

我們吃完了散壽司、味增湯，開車到 Hagley Park 沿著 Avon河散步。找一處柳蔭坐下，她開始敘述小時候如何的大膽，向祖母要了旅費和同學到日本去玩， “日本” 對某些上流社會的台灣人像香格里拉，高貴又神聖。 那年她一個15歲少女，腦袋裏塞滿對日本崇拜。 這一趟日本行，讓她看到了日本人的真面目。她被糊里糊塗騙去了海南島，說是駐軍福利部缺女職員，她和同學都幸運的被錄取了。只是她們並沒有去做職員，而是被迫去做慰安婦。

戰爭結束後，兩人才被送回來，光復後幸運地她們都各自有一個愛她們的丈夫和幸福的家庭。雖然遠離了台灣，卻還是有一些朋友態度怪怪的，原來是知道她的過去歷史。可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一個人以前的偶然失足，並不能代表她人格，更不能終結她未來的人生。我仍然堅持做她的朋友，她一直不畏人言伸出她熱情的友誼。1995年台灣選舉時，慰安婦的問題又被炒熱了，向日本要求道歉、賠償，可惜只有民間的動作，總統和高官都是傾日派，把日本當祖宗般供奉，怎麼敢開口要求賠償道歉？連阿姨的那些日本太太也站在政府這一邊，阿姨說她們賺的錢被強迫存在郵局內，戰後日本投降就沒下文了。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後，放出了好消息，日本人願意歸還她們存在郵局的本金。那年雙十節，她開開心心的和丈夫一道飛回台灣，雖然只有幾萬塊台幣，還不夠分給晚輩紅包，但是她要的就是個 “理” 字。

阿姨達成了完滿的探親之旅，回來後我們幾個又聚在日本料理店，她說這輩子是最後一次回去，那邊都沒有認識的人了；都是子孫輩，要提到他們長輩名字才知道誰是誰。她帶回一些照片說那些都是侄子和姪孫，她還哀傷地說最要好的童年伴侶相繼畢業，台灣沒有什麼讓她再留念了。

2000年二月我離開紐西蘭時，醫生宣告她的肺癌已經開始擴散。 臨行，我去看她；她不知道自己將油盡燈滅，我也不忍心提起。她還精神奕奕拿出老照片來數家珍，原來她先祖也是萬華富商家族繁多，母親雖是養女卻深獲祖母寵愛，長得像慈禧年青時，白晰美麗，她父親還託人從日本帶珍珠粉給她媽媽吃。好多故事發生在那時代，當然她自己的這一部份早已寫在日記本中，她說要把她的日記給我：「秋萍！給妳做題材去編寫小說吧！」  

四月初南極寒風吹到基督城，也催走了她脆弱的生命。 禮堂牆上掛著阿姨的照片，那是一張她登雪山時，揹著背包、一手拄著手杖，另一手揚起在打招呼。她的臉笑起來像嬰兒般可愛，這也是姨丈憐憫她、疼惜她的原因。在她的眼裏好像世人都是美好的，沒有惡人。所以阿姨的朋友真是五湖四海，大廳裏擠滿了坐著、站著，黑壓壓一片，只有低聲飲泣，和靜默的人群。 有人叫我去瞻仰遺容，我緊靠在大廳後的牆壁，腳底像長了釘子，一步也走不動。眼看著哀悼會結束，六位身著黑色禮服鄉紳抬棺，緩緩嚴肅步出禮堂。

她的笑容、話語，像走馬燈在我眼前迴轉。但是我卻記不起，第一次的見面是在那兒？同鄉會？ 佛堂？ 雙十節？ 還是料理店？淚水早已模糊了視線，酸軟的我艱澀地離開了依賴的那堵牆，也永遠離開了可愛的阿姨，一路上我和先生皆無話，只想回家翻翻她的日記，打開那些多年來隱藏在她心中的秘密，更多的故事等待我去發掘。

後記：阿姨的日記是用日文寫的，幾乎有一大半看不懂，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們在一起時她曾給過我一份慈母的溫暖。

﹏﹏ 記於阿姨過世九週年忌日 ﹏﹏

2010年1月25日刪改

  （2007年6月刊登在同路人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