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起這個公文，玄機還很多，並非所有都能夠這麼四兩撥千金的打發掉，如果一件麻煩的公文來了，辦也不是，不辦也不是，那該怎麼辦？有一回我們工程組就接到軍部的來文，要我們詳細擬定方案，解決文康中心工程延宕的問題。這根本是個笑話，如果有辦法，我們早就用了；而如果提出「工兵自建」的想法，那就等於我們自己吞了這個餌，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來，全工兵連不找我們拼命才怪。工程官也是工兵連副連長，而且知道自己馬上就要調職了，自然不願意作這個壞人，於是他要我跟他到廁所去幫他把風，我還在狐疑要幹嘛的時候，他居然掏出打火機把公文燒掉，沖到馬桶裡了！後來上面幾次電話詢問，我們都說根本沒有看到這份公文。等到軍部二次行文的時候，工程官早就「不見彈」，我也歸建砲指部了。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這一生幾乎所有的經歷，都是我處在一個相對最年輕的位置，也就是說，我同我身邊共事的人相比較，我常常是年齡最小的那一個。在我步入中壯年後回想起來，這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人的社會並不習慣於年輕人去擔任領導者（這與家族裡的長子通常是家族領袖類似），以至於我一生沒有養成擔任領導者的個性。當然，到底是這樣的際遇影響我的個性，抑或是這樣的個性造成這樣的際遇，那就難說了。不過，在擔任少尉監工的時候，比較算是個例外，因為同辦公室的三個小兵都是沒有唸過大專的義務役，也就是說可能當兵的時候才二十歲左右。相對於他們來講，我不但學識、見識上高於他們，生活經驗也比他們多一些，所以無形之中他們會討論，甚至請教一些我的看法，這對我來講是一個比較新鮮的經驗（當時我才24歲，和後來擔任老師當然完全不同了）。

        比如說，有一次成功嶺放電影，我帶他們一起去看，回辦公室的路上他們在討論劇情，有一個小兵說：「不是那樣啦，你記不記得上次王排講的……….」我遠遠的聽到了，忽然有一種人家拿我當標竿的一種感覺。又有一次，其中一個小兵被工兵連連長使喚，要去偷某地的東西。前面講過，下基地時我被迫當過小偷，那可是我帶小兵自己去幹的，但是工兵連連長自己不幹，叫小兵去。這個小兵回來問我，我跟他分析還是不要冒險，萬一被抓到落個軍法處分就不得了了。果然這個小兵抵死不從，連長氣得當場搧他一個耳光！這小兵很冷靜，望著旁邊的弟兄用台語說：「你們攏看到了齁！」

        這時候連長才知道闖下了大禍。這個小兵又跑來找我（那時我已歸建），我跟他講你快退伍了，不要把事情鬧大，趕快趁此請調到別的單位，渡過三個月就沒事了。後來聽他跟我說，連長跟他下跪，拜託他不要跟軍法官（還是監察官）報告，還要塞錢給他。他順勢要求調離，連長馬上答應，後來也平安退伍了。

        不過很諷刺的，也是因為擔任監工接觸到的這些事情，讓我往後的前程有了重大的改變。我大學唸的是農業機械，然而我並不是農家子弟，對於機械工程並沒有特別感興趣，所以始終希望走管理的路線，大學時代選修了統計、經濟、工廠管理、企業管理、作業研究、系統分析等等課程，準備出國改唸工業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 IE)，但是經歷過這段管理人員和監管工程的經驗，我發覺我的個性並不適合跟「人」打交道，還是找一門工程的專業唸到博士，一償我「好為人師」的宿志，到大學教書好了。當然，如果我仍舊按照原來的想法，出國唸IE，一樣可能會拿博士去教書，但是領域當然會不一樣，是好還是壞，到了今天也已經都不重要了。

九、三講班

前面提到，我是1989年2月21日回到砲指部，那天剛好是我「破百」的第二天。對我們義務役的人來講，破冬和破百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尤其是破百，代表我已經是「老鳥」，準備等待退伍了。一般軍隊裡對我們這樣的人都會比較客氣，也希望我們把經驗傳承給後來的下級軍官。而我被叫回砲指部的原因，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文康中心工程幾乎停擺，監工其實已經無事可做，而砲指部又快要下基地了，指揮官對於我去年「輝煌」的成績，當然還是很看重，特別指定要我回來，還跟我討論射擊指揮的一些計算問題──我後來才知道，他一直在爭取調任教官，營測驗我佔五分，他也佔五分，如果普測成績好，他外調的機會當然大些。

        於是乎，我又回到集訓隊，這對我已經是駕輕就熟，不在像去年那麼辛苦，連長批假（看在我是老鳥的份上）也爽快許多。而且說巧不巧，下基地之前我們還碰上「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簡稱三講班，也就是政治課，讓生活變得輕鬆許多。當時台灣的社會已經出現解嚴之後的種種脫序現象，尤其是發生在1988年5月20日的「520事件」，農民大規模上街頭，爆發流血衝突，讓執政當局對於群眾運動產生高度的戒心，外頭如何我不知道（我甚至到了一個多月之後才知道有這個520事件），但是在軍方內部已經被要求加強政治警覺，於是有了所謂的「三講班」，主軸在「打擊三合一敵人」──什麼是三合一敵人？就是「共匪、台獨以及島內不法野心份子」。這種編派現在看起來很好笑，「共匪」和「台獨」根本是死對頭，怎麼會合流在一起？當然當時他們是有一套說詞的，說是共匪透過島內不法野心份子資助台獨，造成社會混亂，這就是所謂的「三合一」敵人。

        三講班對原本要出操的官士兵來講，當然是很輕鬆的，因為只要看電視或聽演講，然後分組討論就完了。有一回我看電視的時候，居然看到我在建中、台大的同學（沒同過班也不同系），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李文宇，穿著軍常服，頂著一條槓（少尉）在鏡頭前面領著一幫士官兵侃侃而談！我和李文宇認識但不熟，他極聰明，英語特別好，我曾看過一本教人學英語的書，裡頭舉了十二個英語極好的人物，個個名號都是響噹噹的，而最後一個竟然是不到三十歲的李文宇！我當時就認為，他和我另一位認識但不熟的同學袁台龍，未來都一定會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只是沒想到他們居然都英年早逝！

        三講班大概只有兩個禮拜，但有幾件事情像連鎖一樣的，曾在三講班裡頭發生，我不妨記在這裡。當時（1989年三月）的台灣社會，因為解嚴的關係，言論的尺度已經開放很多，以前在軍中提到民進黨，無論口頭或書面，都是冠以「X進黨」，表示不承認其合法地位，但是當我在軍中的時候已然不復見（當然還是不會有什麼軍官參加民進黨）。三講班有時全師聚集，請到外面的學者專家來演講，之後各單位抽一個人上台作即席心得報告。第一次就抽到我，對大眾演講我天生就沒怕過，因此不是難事，馬上得了個第二名（第一名是步兵旅的同期預官排長曾少尉）；到第二次、第三次機會，本單位再怎麼抽都是我，我就知道這抽籤根本是假的，沒有長官希望自己的單位出醜丟臉，所以既然這個王排長能說善道，自然怎麼抽都是我了。

        而我呢，因為我喜讀歷史，大二的時候曾在台大附近書攤買到郭廷以所長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近代中國史綱」，看得滾瓜爛熟，對於國民黨以往的歷史知之甚深（也造就了我日後對近代史的一點研究興趣），加上大學時代台大陷入「學生會長普選」的議題，國民黨和黨外的勢力在校園數度交鋒，我兩邊的出版品都看了不少，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政治秘辛。天生反骨的我，當然不至於膽大包天的在公開演講裡批評政府，但是也屢屢打出一些擦邊球，比如說宣揚言論自由，支持執政當局的政策，全面民主化，讓長官有點尷尬，但又不得不承認我說的有道理。

        有一回大家看完三講班的電視，又要小組討論了。軍中很重視階級，一向是軍官分一組，士官兵分一組。這時候我們砲指部的處長（當年政戰系統，營連級稱輔導長，旅稱處長）忽然站起來問：

「某輔導長，我們旅裡頭的軍官都是國民黨嗎？」

他是在問我們413營的營輔導長，而後者顯然從來沒有覺得「這會是個問題」，連忙查名冊，才囁嚅道：

「報告處長，只有413營砲一連王排長不是國民黨員。」

只見處長有點不好意思，想了半天才對我說：

「那…..那這樣，王排長，請你到隔壁士官兵那邊，給他們一點指導！」

在全場一片靜寂之中，我拿起小板凳，離開會場。為什麼主任會有點「不好意思」呢？原來大約一個半月前，我還在師部擔任監工的時候，忽然小兵跟我報告，說砲指部的處長打電話來，請我回旅部跟他吃飯。我當時還嚇一跳，以為有什麼大事發生了。到了處長辦公室，豐盛的菜餚已經等著我，沒別人，就處長和我兩人。處長有點「不好意思」的道出緣由，說他有個弟弟，在台中經營色情「摸摸茶」被警方抄了，現在人還押在看守所。他說：

「王排長，我知道令尊在台中高院擔任庭長，是不是……是不是可以麻煩你打個電話給他，請他打個招呼，罰點錢把人趕快放了？不好意思，這麼丟臉的事…….」

        他是旅部政戰處長，自然對我做過調查，知道爸爸是幹什麼的（可是百密一疏，他大概看到爸爸是資深國民黨員，就以為我一定是黨員，卻沒想到我從來就沒有加入過國民黨）。我一個小少尉，碰到這種老狐狸（後面我再分析），都吃了人家一餐，也只好打電話給爸爸。以爸爸在法界的地位，這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人果然馬上就放了，處長事後還特別打電話感謝我。

        所以，處長想到「我們旅裡頭可能有軍官不是國民黨」，可是他沒想到是我，加上他弟弟丟人的事情我幫過他忙，他當場自然非常尷尬。我個人倒無所謂，到士官兵那邊，跟他們大蓋一些他們都不知道的歷史。當時莒光日成天吹噓「英勇的國軍」，我跟他們說：

「國軍那麼英勇，怎麼會被共匪打到台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