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提升台灣病安的國際能見度與國際接軌，格主於今年2月底、4月中連續出國參加了兩次病安高峰會議，會中結識了不少國際新朋友，並有很多機會與他們交換意見。

4月底又在台中主辦一場大型活動， 所以一直沒機會把這個重要話題拿出來討論。

先從結論說起，就是格主更加肯定推廣SDM(醫病共享決策)雖然立意很好，但絕非病安領域的主要國際趨勢或新潮流，因為這兩次高峰會都有人提到病人參與(Engagement)的重要性，但卻沒有任何專家提到SDM這個字。

今年初開始生效的八大病安目標當中，目標8有很多關於SDM的條文，連先進國家都尚未做到的，台灣卻舉國要求醫院要做，這就是最令人不解的地方～格主真不懂這是想要證明台灣是全球第一嗎?

SDM有人說它的意思是Severe Diabetes Mellitus，也有人説是Substitute Decision Maker ，但醫界對它很不以為然的聲音還是滿多的，希望主事者不要裝聾作啞。

外國人眼中對台灣全面推廣SDM時機的成熟度強烈質疑，和我聊天的國外病安專家(英、美、日本)的其中一位，還略帶諷刺口氣地說，還沒學會走路就想要飛嗎？你們的醫師在導入SDM前是怎麼訓練的？ 近年的外國文獻確實不斷有人試著使用在各科領域，如外科系、婦科、腫瘤科、神經內科、但小兒科和麻醉科領域卻是非常少，或仍在摸索中。

在美國overtreatment 的現象，被認為是滿嚴重的（Lyu 2017)，因此為了尊重病人的價值、人格，在倫理上而言，不能不說明醫療選擇的科學根據、風險及不確定性、優缺點、經濟效益包括Healthcare Technology Assessment，而且在醫療端要面臨的對象可能有孩童、家屬、法定監護人、失智老人、需要翻譯協助的外籍人士、少數族群含LGBT，所以SDM並不是只有花費時間和金錢的問題，而是要符合安全、有效、以病人為中心及最佳經濟效益的條件，學問及工程都很大。

如果要看SDM到底像不像樣，則是要看參與的人員是誰，討論的內容是什麼，使用什麼Decision aides如 Video，電話視訊會議等工具，或用Minnesota SDM Collaborative量測SDM provider 的技能（Competencies，總共有18項的評核項目），另外也可使用量測SDM-Q-9問卷或OPTION scale，但很難下定論。

記得2年前去東京參加ISQua大會時，曾經被日本醫師挑戰過一次，當時我內心也同意，Choosing   Wisely是不能忽略的一個條件，為此還特別撰文強調它的重要性，所以印象深刻。

另外最近有專家認為，理想的SDM不是只有一對一(one to one)的溝通，而是應該由醫療團隊與病人/家屬團隊做溝通（many to many)，也就是溝通過程需要Teamwork，但會讓工程更浩大又更複雜。

目前在台灣有不少醫院，確實是為了推銷自費項目，讓病人購買自費醫材，而假冒SDM的手法，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以病人為中心應該有的溝通內容，反而變成是用違反SDM基本精神的手法，讓原來是Decision Aids變成賺錢的工具～這種走樣的SDM竟然會變成台灣的價值，實在令人痛心！

要全台灣的民眾都能瞭解SDM的企圖心，的確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崇高理想，但連講英文的國家都因健康知能不足而做不到的事，台灣竟然會有人以為可以簡單把全民洗脳成功，但或許要等至少30年後吧～ 格主個人認為，腳踏實地徹底了解知情告知的溝通程序，才是當務之急，沒必要為了搞噱頭，而惹來國內外一些負面的批判，實在得不償失。

總而言之，格主只是拋出一些議題與論點，讓關心這個議題的有心人，冷靜地再想一想，台灣要和國際接軌，必需與人家同步或＂跟近人家＂，而非強調以在地化為由，自成一派 ，並自我感覺良好，而把只做半套的東西當作就是SDM。

坦白說，在台灣知情告知的過程，比先進國家所要求的水準還是有些距離，國人的健康知識水準不高，連醫療人也難免會有健康知能不足的現象，所以SDM一詞被亂用的行為（Abnormal SDM behaviors)並不意外，所以務請格友不要坐視不問這樣的文化，落實強調以病人為中心，這樣才是真正為了全民健康，守望相助應有的態度！

＜延伸閲讀＞
＊從病人安全及SDM的觀點談長庚醫院子宮鏡手術事件
＊醫病共享決策(SDM)的迷思與手術安全衛教的瓶頸
＊台灣推廣醫病共享決策(SDM)前請先認識Choosing Wis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