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讓英國奪得香港，鴉片也毒害香港百年。

十七世紀已經有荷、葡商將鴉片輸入中國，1720年代每年約200箱。1729年清朝禁止鴉片，但是走私進口不減反增，1820年代每年超過一萬箱（每箱60公斤，即240噸），1838年達到4萬箱。1839年林則徐沒收英商鴉片2萬箱，英國因此發動鴉片戰爭，香港於1841年為英國奪取，直到1997年才回歸中國。

英屬印度是鴉片最大產地，1830 - 1900年出口九成銷往中國（包括香港）。鴉片是印度的重要產業，1770年代開始由殖民政府壟斷產銷，提供無息貸款鼓勵農民種植，經公營工廠加工後，在加爾各答公開拍賣銷售。1840-80年，鴉片佔印度出口總值的31% - 19%。鴉片是政府重要財源，1840-1880年佔總收入的15%。十九世紀英國以購買中國茶葉和絲綢，流失白銀，印度鴉片幾乎是唯一可以抵消英中貿易逆差的商品。雖然清廷極力反對鴉片毒害，無奈英國砲艦就在外海伺候，不得不從，估計1773-1906年之間，中國付出超過4億英鎊進口鴉片，國力和國民健康大受損傷，徒呼奈何。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42)後，英國奪得香港，定位為“自由港”，不抽關稅。中英兩國也許為了面子，《南京條約》中居然不提鴉片，戰後在中國還是違禁品。廣州的洋行包括怡和（Jardine Matheson and Co.）、寶順（Dent & Co.)、和太平（Gilman & Co.）等十多家洋行，戰後遷往香港，購入印度鴉片，交由華人走私賣到中國。由於有英國人撐腰，清廷無力阻止，鴉片成為中國“合法的走私品”。1841年到二十世紀初，香港是印度鴉片最大的轉銷基地。1840年代印度每年銷往香港4萬箱（2400噸）鴉片，佔出口的四分之三，1880年代高峰期增加到每年7萬多箱，印度到香港的船貨超過七成是鴉片。香港最大宗出口商品也是鴉片，例如1847年香港出口86.5%是鴉片，大多銷往中國。

鴉片貿易誘使商人入駐香港，也吸引華人遷入，從事鴉片走私到中國，港口房舍修建，及提供居民衣食住行等服務。1841年英軍霸佔香港島時，居民只有7千多華人，1860年增加到9萬華人和1千多洋人，1901年總人口約30萬，1941年增加到160萬人。香港商阜因鴉片而誕生，香港也因鴉片而繁榮。

英國人頭腦靈活，覇佔香港後，將所有土地收歸“皇家”所有，劃出小塊地皮拍賣，由出價最高者承租。1841年6月，第一塊位在東方文華酒店附近的土地拍賣，由怡和洋行創辦人勿地臣（James Matheson）得標。土地需求隨著人口增加，拍賣價隨之高漲，炒地皮發財的大有人在。例如英商都爹利 (George Duddell，延用香港翻譯)，1841年20歲時從澳門移居香港，嘗試鴉片零售沒有成功，結交殖民政府賣地高官，賤價買入土地，待價釋出，不數年就成為香港第三大地主。1850年代都爹利進入殖民政府任職，亦官亦商，1860年代成巨富後返回英國，豪宅中家僕就有十多個。如今香港中環的都爹利街(Duddell St)，就是以他命名。

炒地皮最大的贏家無疑是殖民政府，慢慢釋出土地以維持高地價，缺錢時可以叫賣土地。1841-1860年間，賣地佔政府年度收入的30-50%。回歸之前幾年，港英政府仍然大炒地皮，賣地佔政府收入的50%。殖民政府為了維持高地價，不開發新社區。香港人口密度其實只有台北市的三分之二，但是感覺比台北擁擠多了，實因至今75%土地未開發。高地價最大的輸家就是普通老百姓了，不但房價高，生活空間狹小，而且高地價加劇貧富不均，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鴉片買賣造就了不少富豪，例如怡和洋行。渣甸（William Jardine）原任東印度公司船醫，1817年開始鴉片買賣，1832年跟勿地臣（James Matheson）合夥在廣州成立怡和洋行。183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失去中英貿易的專營權，怡和洋行一躍而成亞洲最大的英國洋行。1839年林則徐沒收鴉片2萬箱，怡和洋行佔三分之一，馬地臣和渣甸兩位創辦人不甘損失，成功遊說英國國會對中國動武，被稱為鴉片戰爭的設計師。1842年怡和總部遷到香港，建造儲存鴉片的倉庫，是香港開阜後第一個現代建築。1840年代，估計怡和累積獲利超過三百萬英鎊，兩個老闆因富而貴，於1840年代當選為英國國會議員，香港銅鑼灣的渣甸街（Jardine's Bazaar）和勿地臣街（Matheson St）就是以他們的姓命名。

華商因鴉片致富的也不少。例如1845-1846標得香港鴉片專賣的盧亞貴（Lo Aqui），原是船民，鴉片戰爭期間暗地為海上英艦提供補給，戰後英國贈給他一塊香港土地。盧靠買賣鴉片、經營妓院、賭場、及放高利貸，成為當時香港有英國當靠山的富豪。另一位號稱“鴉片大王”的利希慎（1879年－1928年），17歲隨父從夏威夷遷到香港，父子買賣鴉片致富，1923年開始購地，成為大地產商，銅鑼灣鬧市的希慎道（Hysan Avenue）就是以他命名。販毒十多年就既富且貴，真是一個功成名就的捷徑。

香港鴉片出入口免稅，零售需繳稅。殖民政府1845年開始標售鴉片零售執照（交易量少於一箱或60公斤），出價最高者可以獲得專營1-3年的權利。1845年鴉片零售牌照收入近2萬元，1882年收入21萬元，1913年成長至118萬元，68年增長63倍。1900年前鴉片零售佔香港政府總收入的10-20%之間，實在是無本萬利的好生意。

經過多年禁煙失敗後，1906年清廷再次決定剷除鴉片，首先請求英國逐年減少印度鴉片供應，10年後全面停止，英國同意。清廷努力降低鴉片生產及減少吸毒人口，得到國際社會肯定，1909年“國際禁煙會議”特地選擇在毒害最嚴重的上海舉辦。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奥等13國參加，會中決議努力禁絕煙毒。會後英國沒有遵守決議，1903-1907年印度鴉片出口到中國每年約100萬-160萬英鎊間，1908-1914年反而增加到120萬-360萬英鎊。迫於國際壓力，印度鴉片直到1920年代產量逐漸減少，1926年才將鴉片供應限於醫藥用。

1900年左右上海鴉片消費佔中國三分之二，上海租界又是鴉片最氾濫的地區，合法鴉片煙館有1600家，中國區只有700家，且於1907年全數關閉。1909年國際禁煙會議特地要求列強協助在租界內禁煙，上海租界1909年關閉煙館，卻擴大販賣鴉片。1907年租界鴉片鋪有87家，政府鴉片收入每月五千多兩白銀，1914年鴉片鋪增加到663家，鴉片月收入超過一萬兩銀。上海租界鴉片佔財政收入的一半，為了錢，任令鴉片氾濫，禍害中國人，令清廷徒呼奈何。

英國縱容鴉片毒禍，在新馬（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也是如此。新馬輸入印度鴉片僅次於中港，殖民政府高度依賴鴉片收入維持運作，1898-1906年收入中，鴉片所得佔比例為43% - 59%之間，國際禁煙會議之後繼續支持販毒，1917年政府收入中鴉片佔五成。

1909年英國迫於國際壓力，下令香港停止鴉片專賣及關閉鴉片煙館。港英政府1913年關閉煙館，卻沒有停止銷售鴉片。1914年由港府接手直接銷售，且將每兩5.5元（1912年）大漲到10元。港英政府鴉片收入也從1913年的118萬元逐年增加，1918年更達到868萬元的高峰，鴉片收入佔總收入比例從1913年的17%，暴增到1915和1916年的40%，完全違背國際禁煙會議決議。1920年代後香港鴉片銷量減少，依舊合法，直到二戰後才完全禁絕，鴉片毒害香港超過百年。

除了鴉片零售和賣地之外，賭博是港英政府另外一大財源。早在1844年港英政府以維持社會秩序為名，發出12張賭場執照，每張年繳一萬元。1884年香港成立馬會，掌管賭馬、賭球、和六合彩券。二戰後香港不再販賣鴉片，賭博收入接替，1984年馬會從經營賭博收入超過190億港元。

從以上事例可見大英帝國明知鴉片毒害，在國內禁煙，但是支持鴉片生產和貿易，以殘害亞洲消費者的健康幸福，賺取帝國利益，維持在亞洲的霸權。鴉片戰爭是中國“百年恥辱”的開始，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英國卻避重就輕，將戰爭的起因解釋為貿易糾紛。英國少見對鴉片戰爭的研究，中學近代史大多完全不提鴉片戰爭，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時，英國官員同樣不談鴉片戰爭。英國商人也對鴉片歷史”失憶”，例如以販賣鴉片起家的怡和洋行，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一個營業額720億美金的大公司，但是公司網頁中完全沒有提到鴉片。

英國統治香港期間，控制教育系統，分化年青人對中國的認同，以利殖民統治，成效顯著。回歸二十年後，很多港人不僅不知道英國販賣鴉片毒化華人的歷史，甚至親近崇拜英國。這些人似乎忘記殖民時期華人只是英國統治之下的二等公民，一切英國人說了算，哪有華人說話的餘地？港英時期發給300多萬港人英國海外護照（簡稱BNO），可是BNO只能入境，不能定居英國。想想看，歷史上何曾有殖民者把被統治者當自己人看？

有些英國人不能忘懷當年的榮光，老是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說是“有權”干涉香港施政。當年為了強銷鴉片奪得香港，以販毒、炒地皮、及經營賭檔維持政府運作，老實說，和黑道有什麼分別？有一點良心的人早應該對中國人賠罪了，哪裡有立場對香港事務發言？

外交事務靠的是國力，當年林則徐禁煙失敗主因是實力不如人。1982年柴契爾首相挾著在福克蘭大敗阿根廷的餘威，飛到北京要求繼續經營香港，大概忘了日不落帝國已經成為歷史，鄧小平三言兩語就否決，害得鐵娘子出門摔了一跤，留為笑談。1982年時英國GDP是中國的1.7倍，三十多年後，中國大幅超前，GDP已經是英國的4倍。三十多年前柴契爾無力守住香港，如今即使有心，頂多說兩句閒話，怎麼可能出力干涉香港事務呢？時移境遷，揮舞英國國旗也許不是白費力氣，但是如果期望人家把你當自己人，派軍艦前去相助，這輩子大概沒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