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確相信，化衍論成立與否，可能牽連到唯物論。如果化衍論成立，唯物論就可能成為有問題的立場，至少唯物論的某些定義就會有問題。

怎麼說呢？按照涂爾幹的討論，他說，人的思想不外是腦細胞的活動，但是它既經特殊結合，就不再只是腦細胞這個層次的現象，也不可能僅通過對腦細胞的研究來理解，而必須在「心靈」或「思想」這個新的化衍了的層次上來討論。

就此而言，心靈就不再只是一個物質層次的事物，它的性質不是物質性質可以完全涵括。從而，「唯物」的「唯」的含意就未必恰當（英文字materialism一詞並不直接明示「唯」物，但是其定義中很可能包含此意）。

當然，也許我們應該說那是物質主義，只是說物質是宇宙萬物的基礎元素。（也就是不強調「唯」物）這就可免於爭論究竟有沒有心靈、甚至超心靈的存在問題。但是，如此一來，也可能將原本物質主義或唯物論想要建構的信念打破。唯物論的宗旨之一，可能就是打破宗教的、超自然的信仰。

我偏向認為，一種「夾帶神性的人性」，或我說「外在超越的人本主義」下的主體性，可能是近代西方文明優勢的核心元素。這是在物質主義之外的發展結果，不是依照必然的物質規則就會發展出來。它不是必然歷史的一部分，更不是唯物論概念下的歷史必然。那是一種特殊精神的開展。這種精神，也已經不宜再被視為只是某種屬於個人心理的特質。當然，我會使用emergentism來解釋這種不同層次間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te)。

前述網友並批評我是「泛結構主義」，意思是我所謂「社會結構」一詞幾乎是無所不指，無所不可說明，實際上也就是什麼也不能說明。

但是，社會結構概念固然指涉廣泛，卻也絕不是無所不指，不是結構之外無他物。與社會結構相對的至少有「主體意識」與「行動意向」（intention of action），尤其是欲求改變、抗衡社會結構的行動意向。此外，社會結構與物質結構、心理結構在層次上也不同，指涉也不同，作用當然也不同。

我承認，即使我做了如上的澄清，社會結構論述的泛用問題可能還是個困擾問題。我們是否只能就社會結構的各不同層面分別立說，而不宜或不可籠統說結構？對此，我的立場其實是站在灰色地帶。

純從科學要求精確（因此嚴謹）的立場出發，似乎應該盡量不要籠統，盡可能就結構的不同層面分別立說。甚至，不容許籠統。

但是，從另外兩點理由，卻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不論是馬克思或韋伯，都傾向對社會問題做出總體性的分析，就是把社會總體納入分析，而不只是社會的某一部分。這樣做的意義在於能掌握全局。

以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的批評來說，是認為後者太忽視階級結構的不均衡問題。後者認為，只要讓每個人都自由，總體就可得到最大的利益。至於現況中的人其實處於階級權力失衡的狀態，卻不予正視。在這樣的前提社會條件下，如果政策真的就走向政府不再管制（也就是給予個人自由），其實可能帶來一場災難，正好讓資產階級可以大肆剝削無產階級。

總之，古典經濟學者只見一面，不見全豹，給的藥方可能是會害死人的。

韋伯則說，馬克思以為宗教只是鴉片，認為是經濟決定信仰，而不見信仰如何影響經濟活動與結果。所以，韋伯要求要重視社會的各個不同結構層面（包括宗教面），要去審視總體的社會結構。

韋伯並批評馬克思的階級觀，認為馬克思的階級觀太狹窄，只看到人在生產結構中的位置，而忽略（消費性）生活方式作為階級區分的重要意義。

總之，其實馬克思與韋伯都強調一種society in its totality的審視觀點。

當然，話說回來，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看到society in its totality，就像我們看不到所謂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我們永遠必須選擇性地進行觀察、分析。但是，朝向那個總體社會結構來探索，還是有意義的。

基於此，我不願意在談社會結構時刻意去切斷不同結構層面，好像它們真的是各自獨立的事物。

我還有另一層實踐策略上的理由，使我逕行強調「社會結構」這個概念，而不去細部切割。簡單說，它是對照著「英雄史觀」、「君子/小人論」、「道德自主性」要求的一種觀點。這種對照性，在中國傳統文化環照下有特別的意義。我就是想要去壓制、弱化這些傳統的思維模式。這些傳統思維模式應該是第二線的思考，不是第一線的。也就是說，在我們對人、對事做出道德批判之前，我們應該先去檢討結構面有什麼問題，（所發生的遺憾的）事情是否是結構使然。我們應該先就結構問題進行改善的努力。僅在結構作用未定或有空隙處，我們才對行動者進行較嚴格的道德要求。即使是對於當權者，基本原則仍然如是。否則，我們只能加速淘汰當權者，使政局更加動盪不安，而很難使事情真進入我們想要的有秩序且進步的軌道上。

我們如果不肯改變這種傳統的思考方式，華人社會也很難真正有跨越性的進步，而極可能淪陷在傳統式的盛衰循環中。

這個話題當然又會引來爭議。等批評意見出現，我再嘗試做出回應吧。一時說太多話，談太多面，沒有什麼人會理我的。

最後再次強調，我一再討論社會結構的作用，其實為的就是喚起個人的實踐行動，特別是改革社會結構的實踐行動。所以，這也絕不是一種泛結構「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