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子我積極導讀和推廣「當我們一起」和「人慈」兩本書，倡導的是人性良善的一面，有些人會誤以為我們這種喜歡人性本善說的，會故意忽略或逃避人性的黑暗面，質問：沒看見那些血淋淋的事實嗎？戰爭、屠殺、自殺......，人類的壞，比比皆是啊！

自殺和屠殺，是人類發展過程中必然的惡嗎？我沒有答案。但必須強調：我不天真，從不逃避這種人類的黑暗面，就是因為面對著黑暗，我們才知道光明的路怎麼走！才更崇尚光明！所以，我特別找出這本書來佐證一下，我很願意面對和體會所謂的黑暗面，然後也思考：人類的壞是其來有自嗎？我們可以怎麼預防？

事件一：奧羅拉電影院「黑暗騎士-黎明昇起」槍擊案

201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傷。兇手叫詹姆斯•伊根•霍爾姆斯（James Eagan Holme)。

「從十九世紀以來，由於徵兵制與現代運輸制度，戰爭成為人口的普遍動員方式。後期的資本主義也把軍事動員轉移到經濟領域，工作、生產與交換都轉化成戰場，唯一的規則就是競爭。 我們全部的人生就屈服於這個唯一的必要性：競爭。我們的集體能量全部都支持一個目標：為了生存，要與其他所有人對抗。動員帶來狂熱，最後可能導致恐慌，接著就帶來憂鬱。」(p.45)

先不論美國的槍枝開放和管理問題，事實上，這個兇手是博士班的輟學生，高級知識份子，當天穿著整套黑色軍服，戴著防毒面具進戲院殺人，從其背景可以了解，在現代高度競爭的環境下，他應該深深自覺是個魯蛇，戲院，是可以展現自己想扮演角色的地方：英雄或小丑，然後在毀滅自己之前，順便也毀滅他人。

預防之道：孤狼通常不會一天造成，在學校教育體制內，支持系統較為完整，高風險個案的輔導和銜接體制，是最有機會拉他一把的，而主動關心、感受溫暖、激起共感，就是最基本和有效預防的做法。

事件二：芬蘭約凱拉校園槍擊案

2007年，18歲的奧維寧(Pekka-Eric Auvinen)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北方60公里的圖蘇拉小鎮的約凱拉高中，殺害了9名學生，然後自殺身亡。

「奧維寧為了他主演的這場秀，精心準備曝光的媒介。他不只寫了行動宣言，也自拍了一張穿著宣傳標語［人性被高估了］T恤的照片，並且把他的影片訊息透過 YouTube 發送出去。要不是死了9個人，加上他自己，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些訊息，因此，從某個意義上看，這個殺人犯與後續的自殺行為，可以被視為一種自我宣傳的形式。」(p.66)

兇手奧維寧是有用上腦袋的殺人魔，他在屠殺行動前發表了清楚的哲學宣言：「我是一個憤世嫉俗的存在主義者、反人性的人文主義者、反社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與神聖的無神論者。」基本上，成為反社會的魔，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長時間會有貶抑、憤世嫉俗、偏激的人性觀，何以至此？

預防之道：思想比較偏激的孩子，言行舉止和人際關係，都有很多脈絡可以觀察到，尤其從偏激言論到付諸行動；如果都在家庭生活父母有警覺性，或是在學期間師長們有敏感度，不該漏接到，而且求助的管道很多，用愛感動、感化的機會還是很多的。

事件三：科倫拜校園槍擊案

1999年美國，科倫拜高中的高三學生哈里斯(David Harris)與克萊柏德(Dylan Bennet Klebold)，在一小時內就殺了1名老師與12名學生，還造成27人受傷。這兩人隨後都自殺身亡。

「長時間暴露在高度暴力的電玩中，可能會對像哈里斯與克萊柏德這樣的年輕人，產生敏感度鈍化（desensitization）的影響，但是這種只集中在電玩遊戲內容的粗淺觀察，並未考量到長期沉浸在數位環境所產生的認知與心理突變。其實不是遊戲內容，而是刺激本身，對親身體驗受苦與愉悅的敏感度，造成了鈍化效果。」(p.74)

雖然這起事件引發討論的因素很多，但不能否認的是，隨著數位化革命，對人類心理造成强烈的衝擊，人類從電子產品學到的字彙和互動，比從父母身上學到的更多，產生新的冷漠、自私和放縱。哈里斯與克萊柏德的心理狀態也許複雜，但新自由主義形式下的「想贏一時」、不管他人死活，最後竟鑄成大錯。

預防之道：長期沉迷電玩和數位化世界，容易讓孩子失去「人味」，人際上疏離，如果再加上思想上不當的偏激拉扯，容易走向歧路！減少數位化沉迷，需增加親近人群、活動、興趣、大自然、運動等等，很多人稱之為「數位排毒」。

事件四：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

2007年美國，維吉尼亞州布萊克斯堡的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韓籍學生趙承熙(韓語：조승희，英語：Seung-Hui Cho)在校園內行兇，共造成32人死亡、23人受傷，之後自殺身亡。這是美國史上由單一槍手造成的最大傷亡事件。

「.（趙承熙寄給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資料）......那聽起來太像一種可怕的號召宣言，要召喚這個不穩定的世代裡所有心靈脆弱的人，對世界上所有的討厭鬼進行自殺炸彈攻擊。這樣的人到底有多少？在部落格世界裡，我讀著宣稱敬佩趙承熙行為的年輕學生們的文字，因為忍受霸凌多年下來，他們能感受到同樣的仇恨。趙承熙的瘋狂行為充分說明了這一個不穩定世代的精神病理學現象。在他的心理與社會經驗上，都能看到實體、語言與文化的去疆域化效果。」(p.96)

趙承熙的屠殺計畫非常細膩，包括寄給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他的手稿與影片之宣告，在在顯示他是有思想和思考能力的人，但也許是曾受過的霸凌和孤立，或是天生性格的助長，更或是移民二代文化的衝擊；他從孤寂的靈魂，轉而攝取更多偏激的思想，最後憤恨這個世界，而幹下如此令人髮指的暴行。

預防之道：霸凌和孤立，絕對是求學時期巨大的打擊，尤其對於內向、高敏感的孩子更是如此，學校即使有再好的防範，還是應該治本去促進人際關係的互動，尤其是對於不善於社交、性格孤僻的孩子，應給予更多這方面的資源。

事件五：挪威爆炸和槍擊案

2011年挪威，兇手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先在奧斯陸市中心政府辦公大樓引爆炸藥，造成8個人死亡，數十人受傷；接著在距離40公里外的湖中小島：烏托亞島，他槍殺了69條人命，其中有33個人未成年，受傷人數超過300人。

「目前在西方絕對資本主義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之間的戰爭，也許可以看成是一場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一定會持續到未來數個世代，除非出現某些現在還無法想像的政治干預，能讓我們能從這個文化殺戮戰場中脫身。」(p.145)

很明顯兇手是一位挪威種族主義的恐怖攻擊罪犯，他的背景是：基督教極端主義，極右派行動成員，反對左派分子和伊斯蘭，就像警方形容的：「簡直就是一個瘋子」，一連串有針對性的屠殺，很可能就是為了報復執政黨。這種政治偏激的狂熱份子，往往最是難以預防，處於當代偏激資訊泛流，更易激化這樣思想偏激的恐怖分子。

預防之道：思想偏激不會是罪，但不得不承認，世界上永遠都有狂熱的宗教和政治偏激份子在發動各種形式的攻擊，需有更高層級的國家機制才能預防，如我們的數位發展部，然後也要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心理素質教育、犯罪防治、到獄政等都方面強化才有可能。

事件六：易卜拉欣大慘案

1994年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希布倫，一名手猶太人高德斯坦 (Baruch Goldstein)進入易卜拉欣清真寺，對著800多名巴勒斯坦伊斯蘭教徒開火，殺害了29人，還有125人受傷。最後兇手當場被制服並打死。

「我們現在都知道，冷戰結束並未讓我們進入和諧與寬容的時代，邊緣的狂熱分子只在偶爾才會鬧事。事實上，我們進入的是一個混亂的時代，充滿有系統的認同攻擊行動與自殺傾向的瘋狂行徑。自殺並不屬於蘇維埃的意識形態，倒是經常出現在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意識形態中。」(p.184)

關於宗教或種族的偏激認同產生的殺戮現象，歷史上一再出現，美國911恐怖攻擊就是最血腥的註記，正如同作者所引用突尼西亞心理分析師Fethi Benslama的看法：「絕望不是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但是如果我們不了解，攻擊是大眾絕望最有力的證據，就無法了解伊斯蘭運動，尤其是極端主義者的行動。」，對現實的絕望，自己就成為解救的天選之人，殺戮是絕望的出口，一種偏激思想與行動上的使命感。

預防之道：如同上一則，偏激認同一直是恐怖攻擊的最佳養分，會促使這種報復的殺戮，仇視，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能夠促使「接觸」敵視的雙方，深入對方的文化和脈絡，則「了解」會促發「共感」，這也是降低仇視、敵意最有效的方法。

事件七：自殺已經成為年輕人的第一死因

不管是恐怖攻擊式的自我毀滅，還是個人虛無主義的厭世和自殺，上個世紀末以來，年輕人失去生命重心、沒有努力目標、情感淡薄，最後只想躺平，甚至自殺。全球皆然。

「聲名狼藉的電影《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 Muslims)上映之後，造成伊斯蘭世界的動盪期間，數千名年輕的阿拉伯人大聲吶喊：［我們全部都是賓拉登。］」(p.202)

「當資本主義主張，它的權利可以不受拘束地掌控我們的生活，不快樂的流行病就因此蔓延到整個星球。當生物符號資本主義(bio-semiocapitalism)處心積慮滲入有意識、有感覺的有機體神經細胞，就是灌輸自我毀滅政治的基本原理，這是一種病態的多愁善感，並逐漸掌控集體的潛意識、文化與感性。符號資本主義 (更好的說法是：符號資本主義的死亡效應)的生物政治效應，本質上就是占領認知活動，並且把語言動物的表達能力，受制於勞動市場不眠不休的積極動能。」(p.227)

作者先是批判在政治上，政客只會助紂為虐地激化仇視的雙方，譬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對立；另一方面，是極度資本主義下，人性的被抹滅，尤其，在資本家對勞方的剝削更是明顯（咱們台灣的「鴻海」也被列入舉例喔！），這已不是貧富差距的問題，而是，年輕人沒有任何努力的目標和動力，我們交給他們的地球和文明，竟是如此難堪到不如去死。

預防之道：失去活著的意義，有很多層面需要被檢視和調整，創造意義這件事本來是天性，卻因為生產線式的學校教育、工業化的剝削、數位生活的虛擬，大幅降低人類的共存、共感、共榮、共享本質；由此，這樣的制度和模式，都需要全面調整，回到更有人性的生活。

我的結論：

自從2014年台灣發生鄭捷的捷運殺人案後，我們將就應該體認到，這種自我毀滅式的連續殺人魔，其實離我們從來並不遙遠；我們身邊不只是充斥著想躺平的年輕人，也從不缺乏思想偏激的狂熱份子。這是網路流行之後的某種必然：狂熱只會越來越狂熱，最後，如果也沒有一個很好的「防火牆」，哪天一定會再爆發類似的案例。

成魔之道都會有脈絡可循，就我們的生理機制而言，催產素是天生的激素，接近人、付出關心和愛，自然而然就會有這種民胞物與、悲天憫人的激素和天性；我相信多數偏激的人，之所以沒有真正的成魔，就是因為他的身邊一定有人願意伸出手，牽起同胞的手，並沒有想像中難，這也是我們個人力量就可以輕易做到的。

但，就整體層面的預防，才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我們常講要把拉起每個年輕人，不要漏接任何一個高關懷的孩子；但事實上，我們的評估、輔導、社工、心理師、法律、犯罪矯治、醫療......等，人力有適當而充分運用嗎？制度有更全面預防嗎？並沒有！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譬如日前發生了虐童事件，大家會檢討，但有人追蹤後續的改善情形嗎？等到下一個事件爆發，又再來一次檢討？

這本書講的是屠殺和自殺，也再次印證我對於心理學研究「入世」的看法～務實去研究人類黑暗行為，更要去研究預防和解決之道，這也是是科學系統觀最可以幫上忙的；而不是讓許多政客流於口號式的謾罵或大言不慚。犯罪防治當然是專業，但它是個跨平台的專業，其中：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更應該好好整合出當下可立即進行的做法才是。

#阿得的讀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