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人的今日與明日，都要站在很高的地方上}

1˙

2010年的最後一天下午，傳來建中學弟跳樓身亡的新聞，學生的功課壓力再度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

是的，談論(talk)，很少是討論(dis-cuss，dis這個詞頭代表著這個詞是立基於「分裂、分離」)──討論，是[言論上]從差異性著手，是[心理上]先接受差異性開始；然後，現象的面貌才有可能因此一層層被揭開。

從新聞報導上看來，他的壓力早已經不只是功課上的，不僅是歷史上的(國中時期第一名，入建中發現高手如雲)，還有(代表)校樂旗隊遠赴德國角逐世界冠軍，等來自學校方面的壓力，還有老爸“非僅課業的全方位學習”[註1]那貼身入骨的「愛」的大氣壓。

在這則悲劇新聞不到兩週前，新聞還報導(12/19)說建中與北一女首度公開合辦舞會[註2]。

從這則舊聞與今天的新聞連貫起來看，裡面確實有許多個點足以討論。

首先，建中北一女今年合辦舞會，絕非兩校學生做此事的頭一遭。

唸過這兩所學校的學生都知道，早在此之前(最少也在10年前，據建中學長講，最早恐怕更可遠溯到戒嚴時代的30年之前)，兩校就已經在校慶期間[註3]，「私下」班對班、社團對社團合辦過不少「擦地板」的舞會。

我讀建中的時候，更聽說過前面好幾屆有一班學長們，曾向他們導師「談判」成功，為了參加北一女的校慶「活動」，而舉班調動該天的課程表，該班該天的所有任課老師也全力配合。

算起來，這件事發生的時間，還是在戒嚴時代。讀今年建中北一女合辦舞會新聞的今人，聽到如此「駭人聽聞」的舊聞，或當對這則「表面」新聞，別有深思。

建中北一女合辦舞會，在如此不同的兩個年代，究竟其間「有什麼」差異？有「何等(大的)」差異？

            {家長老是有開不完的會，紅樓總有離不去的讀書人}

2˙

解嚴的民主社會是一個制度化、法制化的年代；戒嚴的君權社會是一個非制度化、威權就是法的年代。

制度化的合法、公開大型舞會，與法外、偷偷摸摸的小型舞會，兩者相較之下，前者或有集體相親的嘉年華快樂，後者卻飽藏偷情的妙趣。兩種心情與心理(包括事準備與後續發展)，差異之大，很可能幾近天壤之別。

前者，也許真有解除壓力的功能；但是，這種合法軌道的功能性，能持續的「力道」(時間)恐怕也很有限──哈哈，你我的愛情(如果有話)，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後者，則是壓力的擴張(法外之動)，還是另一種壓力的製造；然而，這種貼近「偷情般的地下壓力」，卻充滿津津樂道、不樂道還津津的「詭異滋味」──嘿嘿，你我的愛情，卻是在家與國的強大壓力下茁壯起來的呢！

                   {草莓大舉入侵逼近，我還睡在我的夢上}

3˙

當代建中學生的功課壓力究竟有多大？

我有一個親戚的小孩，今年是建中高二生；他媽媽除了常常告訴我，「兒子經常一天只睡三、四小時」，還說「兒子幾次跟她頂嘴就回她說，妳去問老爸跟大舅『學長』，他們那時候是怎麼唸書的吧！」

或問：你們那時候的建中人又是怎麼唸書的？乖乖，大哉問哪！──我們那年代人沒有人在問別人“你怎麼讀書？”，我們那年代只會問自己「我還有什麼書沒讀過？」，或者有等而下之者才會偶爾去打聽一下別人「誰又讀了哪些書？」

讀書這一件事，就跟吃飯、呼吸一樣，是不需經過大腦的考察才想要做的；以致，後來我聽到鄰居與親戚那些讀別的學校(如附中、成功)的孩子，唸書竟然還要師長、父母逼與叫，詫異到說不出話來。

倒是，面對這個舞會這種從地下情被合法為地上情的年代，「據此」給它經過大腦考察起來，讀書，在建中人的偷情年代，其實就像是我們的「偷情書」。

那時每個建中人就從大量的讀書、另類的讀書之中，尋找出自己內心中背離社會的情感與道路。因此，找到什麼書來讀，以及盡量去找不同的書來讀，就是促成這種「地下情」的很刺激、充滿激情的事情。

然而，身處在偷情年代的建中人的「地下情」，無疑是來自於這股更強大的「地上情」的大氣壓力的催動：那是一種全校不分日夜、不分寒暑、沒有假日的讀書「瘋」氣。

2種建中見怪不怪現象，也許很足以形容建中人這種，無論是聯考要考的書 & 聯考「還沒」

考的書，都大家拼著、較量著讀的「瘋」氣。

首先，我們剛進校門沒多久，就經常看到學長們在建中的精神建築物「紅樓」，沒日沒夜沒假日沒教室(高坐欄杆上，遊動走廊上)的捧著書讀；而且(接下來的更重要)，學長們與紅樓結為一體的形象，經常成為我們這些在樓下遠遠「景仰」的學弟討論的對象。

「那個穿灰汗衫的，已經把台大的微積分課本都讀過了；」

「那個老是把桌子搬到第三個拱門旁的，已經吃下了1/10本英文字典；」

[插註：吃下的頁數，代表他背英文字典給同學聽時，自認背得不夠熟的「部份」]

「那個老躺在最後面那間教室窗檯上的，聽說已經把聯考的範圍，已經全部讀到第三遍了。」

「那個總是帶球在紅樓走廊拍來踢去的，24史已經讀完了。」

其次，我們有次上週會時，訓導主任先是把今年建中的大學升學率，相比於大不如北一女的恐佈數據，當眾朗讀出來外，還拜託再拜託又拜託「下年度各位同學填志願時，請千萬要把志願表填滿；」訓導主任說到這裡還吞了一下口水才又說，「尤其是你們那些立志考醫學院的人，不要像你們以前那些學長只填台大醫院系一個志願；」訓導主任又停了一下，「請你們至少多填兩三個；」訓導主任拿出手帕擦了一下額頭，「舉手之勞的事情，為了學校的榮譽，我拜託各位同學高抬貴手了！」

     {我們總也隨地坐而論道，書總成塔總在側，管他們怎麼論道草莓族}

4˙

訓導主任說完並沒有下跪，我們那年代的人也沒人期盼他會當場下跪；其實，上週會時，每個人的眼神都一副各有所思的模樣，低頭思自己的人遠比抬頭看別人的，多得多。

那時候，建中每班都要辦班刊，而且這種東西是全班總動員，大有要跟臭屁無比的「建青」校刊一別苗頭之意──我們班上有位參加「建青」的，動不動就請假，要看到他恐怕比找校長更困難；老師痛恨以至無言，同學嫉妒以至妄言。

敘述到這裡，以前的建中人如此自傲、自戀、拼讀書、拼自己的路，其實總歸都可以用一個句子來形容：我不僅要跟你不一樣，我還要跟你們很不一樣。

簡單表之，臭屁的建中人就是建立在獨特性、差異性之上，而且不是一般的獨特，還要更高一層又一層的差異性之上。

那種非常獨特與必要的差異，也許跟戒嚴社會脫離不了關係，那逼近是一種逃離──逃離被整個社會與國家「戒嚴」成一個模版製造出來的東西的「強烈大氣壓」。

然而，那種非常獨特與必要的差異，跟整個學校所建立出來的「強烈大氣壓」密不可分──校歌中不僅高唱“看！我們重建燦爛的新中華。”最後更以“同學們！努力奮鬥同建大中華。”收尾！

建中人的非常臭屁，就立基在學校這種「新中華、大中華」的非常大志氣之上，而將此大傳統建立起來的，正是戰後的第5、7任(1949、1957)校長賀翊新先生──賀先生於1955年創辦國立藝專，這學校是李安與侯導的母校，現在改名叫台灣藝術大學(一般簡稱為台藝大)。

記得我們高一時，班導師經常在課堂上提到賀校長，除了他將北大那非常開明的校風帶進建中，也經常走出校長室關心全校的師生，「我經常看到他在學生放學後，巡視完整個學校的門窗燈之後才離開；他還經常關心我們老師生活上過的好不好。你們知道為什麼你們可以那麼自由的進出校園？」班導說到這裡停了將近半分鐘，「是他不要學校對學生採取門禁，他要教導我們的學生對自己的行為，自己負起完全的責任，而他也相信他的學生一定做得到。」

我們都看到與聽到班導說到最後哽咽的語調，而我們的內心也因此不休止地尋找：自由的力量與責任的重量。

                    {老蔣依舊還站在，紅樓之外}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