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扁為了拉攏深綠，強力地把中華郵政改名為台灣郵政，把中國石油公司改名為台灣中油，事情發生到現在已十多天了，隔了一個豬年春節，沈澱下政治上的藍綠臧否，更能回到在台灣的中華民族前景來思考，很難不說這是自甘偏安，放棄在台灣的中華民族主導亞洲華人世界的機會。

正名，當然可以談，重要的是該把正名思考為何探討仔細，不該攙雜選舉、政治板塊等的利益思維，現在的立論，贊成也好，反對也罷，總得讓五十年後甚或更久的子孫輩們認為是高瞻遠矚，而不是影響及子孫輩的發展與福祉，被子孫輩們斥為荒唐。

就台灣談台灣，或許不容易談出格局，找個他山之石來對照，或許不易自陷偏執，德國是個不錯的例子，一九九一年德國國會決定從波昂遷都柏林，之前的討論過程值得搞正名的台灣參考。

波昂是萊因河畔的一個大學城，非常小巧，現代化；二次大戰後東西德分裂，波昂突然被指定為西德臨時首都，地理上勉強可說是歐洲大陸中心，但不如說是西德的後花園來得貼切，較能形容其安全、精緻、舒適的相貌。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塌，我有幸在倒塌的前兩年造訪柏林並進入東柏林，回憶一些景象，或許可以讓讀者體會當時柏林與波昂差異之大。當年飛進西柏林的航空公司只有泛美、英航、法航三家，使用的是DC-9小飛機，機場非常小，通關相對時間還真長；如今柏林有三個大型機場，伸根簽證通關跟開自家門鎖一樣簡單。當時西柏林雖然自廢墟中維修得還不錯，但是地標自由鐘的鐘頂刻意維持被炸掉一半的模樣，警惕西柏林民眾國家處在分裂狀態。

東柏林的狀況當然遭透了，過個「圍牆」通關要一個多小時檢查，還要相當兩打啤酒的六小時過境費〈人只能待在Tourbus及指定地點〉，一些歷史建築在蕭條中仍流露出歷史的大格局、大氣魄，但代表柏林圍牆分隔近三十年的市況則是人煙稀少，清一色LADA土黃色小轎車，停著的比行駛中的來得多，奇怪的是東柏林看不到加油站，這暴露共產國家普遍的行動管制；街上很多人都戴相似的大盤帽，牽著狼狗的是軍人，沒牽狗的可能是警察或鐵路乘務員。

一九九○年兩德統一，次年底國會通過提案在公元兩千年遷都柏林，做成這個決議前，德國民眾有過激烈的爭辯。不主張遷都的一派著眼於波昂生活的便利性及現代化，認為光是重建柏林就要花兩千億馬克，遷去一個廢墟實在沒有必要；更何況遷都初期大多數公務員仍在波昂上班，每週到柏林總理府開會的交通費還是未知的天文數字。

贊成遷都的一派則認為，不談一百四十年前德意志帝國俾士麥首相定都柏林的往事，如今該從統一後的德國該有什麼前瞻遠景來考慮遷都，是留在歐洲中心、西德後花園的波昂，還是前進歐亞大陸中心的柏林？日耳曼民族的氣魄，是甘於嬉遊波昂自滿，還是在下世紀歐亞大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德國國會在這樣激烈討論的氛圍下，不困難的做出遷都決定。

阿扁的台灣正名與當年德國遷都似乎不盡相似，但若德國不遷都，「偏安」波昂，卻和阿扁去中國化搞正名，「偏安」台灣，有了相當程度的交集。阿扁搞正名搬出的理由是彼岸中國根本不讓我們用「中國」的名稱行走國際，這當然講得通，但不要忘了在台灣的漢民族甚至少數民族認知的「中華民國」，當然與「中國」不相干，不過在同文同種、血脈相連的「中華民族」上則是緊密牽連，這是權利，更是責任。

再深一層推估，全面去中國化後，「台灣」得以響亮當然是好事，但是自絕台灣在漢民族、中華民族基礎上攜彼岸的手一同大聲勢出發的利基，在全球競爭中自斷從「中華民族」高台起跳的權利與機會，後果難料之外，不也是對這個民族的卸責行為。

偏安，字面上意味著眼前會有一段安逸的日子，但最終結局如何，歷史殷鑑很多，恐怕不會有什麼奇蹟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