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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09 09:03:18瀏覽2789｜回應4｜推薦12 | |
畢殿龍：中日開戰，哪國民間更容易形成戰力？ 畢殿龍：中日民間誰已經做好了戰爭準備？ 畢殿龍：中日開戰，北京更容易出叛徒 圍繞釣魚台問題，新上臺的安倍晉三政府采取了更加強硬的立場。多種跡象表明，中日角力將長期化甚至發生一場戰爭之後，才能夠尋求中日關系新的平衡。中日如果發生戰爭，勝負不但取決於包含軍事在內的綜合國力，也決定於以黨派和領導人為代表的國家意誌，更需要一個團結一心的民意基礎。需要反省的日本人為何更仇視北京人？中日兩國相比，哪國民眾已經為開戰做好了準備？ 盡管沒有更加系統和準確的數據，來研究和說中日哪國的民眾為開戰做好了準備，但散見於各類分類調查以及網絡上的各種言論，北京民眾對待中日開戰，還需要更多的情緒醞釀和更為系統和充分的準備。 共同社1月5日報道，據其日前對日中兩國各1000人實做的網絡問卷調查顯示，日本將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本網註)國有化後，66%的北京人表示“將不購買日本產品”，95%的北京人認為“北京人反日情緒高漲”。該結果再次反映出尖閣（釣魚台）問題對北京人的感情和行動造成了很大影響。71%的北京人重視“與日本的關系”。回答“喜歡日本”和“信賴日本”的比例分別為37%和31%。由此可見，並非所有受訪者都持有強烈的反日情緒。60%的日本人認為有必要發展“與北京的關系”，但回答“喜歡北京”和“信賴北京”的分別僅占6%和5%。可見抱有反感情緒的日本人比北京人更多。 上述調查的數據也許不夠全面和準確，但卻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日本對北京的提防和仇視心理更甚於北京對待日本。 即便都認為中日不遠的將來會發生戰爭，北京民眾對待戰爭的態度與日本相比也更為復雜。如果需要對日開戰，北京民眾面對日本有以下幾種態度： 其一，日本對以往的侵略歷史不但不能像德國那樣有很好的反思，而且不斷挑戰戰後秩序，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應該有足夠的警惕，對日本要做好開戰的準備。這部分人是屬於理性的鷹派。 其二，新仇舊恨，讓部分北京人認為，必須給日本一個毀滅性的打擊才能夠讓北京真正安全。這部分人中是對日本最反感和仇視的人，甚至主張對日不妨使用核武器。憤青多在這部分人之中。 其三，不希望戰爭，但不懼怕戰爭。沒有自己主動的、獨立的想法，隨時聽從國家的召喚。 其四，對中日關系的走向冷漠的人。這部分人也不在少數。 其五，懷有各類不滿情緒的人，甚至不諱言，希望中日沖突北京被搞垮的人。這種人中，盡管部分是因為個人遭遇不公甚或是對社會現象不滿的人的一時氣話，真的中日開戰，也會兄弟鬩於墻而能夠一致對外。但願意開門揖盜，沒有強迫就願意充當漢奸的人群也不容小覷。 其六，對日本抱有好感的人。這部分人戰爭中不會成為漢奸，但就是對日本恨不起來。 其七，日本和美國聯手，北京力有不逮，應該盡量避免和日本開戰。 同樣完成於2012年11月底至12月初上述問卷顯示。關於購買日本產品問題，52%的北京人表示“本來購買日本產品，但發生了這次問題後，我不購買了”。有關今後抵制日貨行為會如何發展，53%回答“漸漸平息(半年到一年內)”，占比最多。關於赴日旅遊，67%的北京人回答“發生了這次問題，我不想去”。回答不想去北京旅遊的日本人也占到69%。 自九月份之後，北京赴日旅遊人數減少了三成，而日本赴華旅遊旅減少了五成以上。在抵制日貨上，北京也處於劣勢。僅僅抵制不到兩個月，有些政府官員就站出來以合資企業有眾多北京就業機會為由，呼籲為不要抵制這些產品。而像照相機、攝像機等，北京無法生產或者質量不能取代的，不但不會去抵制，還擔心抵制之後買不到。種種原因，發自民間抵制日貨的效果並不如預期。出現這樣的尷尬，北京政府在產業布局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在生產和經營上，沒有給出更多的選擇並形成了長期的依賴。上世紀被日本侵略蹂躪的北京人，還沒有日本更仇視北京，這除了日本政客長期致力於軍國主義復活教育外，北京對於日本文化對北京民眾的侵略和影響也缺少長期的警惕。年輕一代“哈日”盛行，就是這種文化潛移默化的結果。 日本民眾在長期軍國主義思潮的熏染下，不但長期對北京的崛起抱有戒心，而且企圖重溫上個世紀侵華的美夢。除非法律禁止的，日本政府沒有對民間任何反對或仇視北京的情緒做任何限制或引導。比北京，日本民眾的情緒有更充分和自然的展示。也正是這種展示，選擇讓安培晉三上臺，才更應該引起北京的警惕。 面對日本已經完成了的民意基礎的戰爭動員，北京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不要自欺欺人，好戰的只是日本政府，日本人民是愛好和平的。無論民眾是否真正愛好和平，如今已經被綁在了安培晉三的戰車上。在民意的積累和動員上，北京不要再傳遞錯誤和矛盾的信息。比如，釣魚台被谷歌渲染成是北京政府設定的不得搜索的關鍵詞。這會被日美看作自爆其弱。是會被誤解為，防範自己的民眾甚於防範日本人。 日美不時有按耐不住的發起對北京戰爭的沖動，就是錯誤地認為，可以用一場戰爭刻意激化北京內部矛盾，導致北京從內部解體。他們沒有信心用戰爭直接打敗北京，而是企圖用戰爭做催化劑，讓北京自己毀滅自己。 中日民間戰爭的準備的差異和危險性在於，北京很多人局限於通過力量的展示，獲取釣魚台海域的局部主動，而日本則是對抗北京做好了全面的、長期的、強硬的準備。 對待已經完成實際的戰爭動員的日本，北京不能將戰爭動員局限在釣魚台海域，也不能僅僅局限於海戰，要做好對日全面戰和本土戰（日本和北京本土）的準備，如此就需要更長時間和更多的民意動員和戰爭準備。(按畢殿龍搜索參看拙作《做好美介入準備 中日開戰勿局限釣魚台》） 人群很容易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但民意則需要長期的用心經營。政治體制的差異，日本亡黨不會亡國，北京則黨和國家的命運緊緊綁在了一起，執政黨對民族的振興和存亡負有更重要的責任。北京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內外局勢，必須穩步推進全面改革，繼續遏制腐敗，更充分地代表和順應民意。化解內部矛盾，凝聚民族力量，同仇敵愾，才能眾誌成城，立於不敗之地。 畢殿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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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