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個兒子的祖父母, 差點都沒兒子在本村延續門戶, 大伯在“ 解放 ”後便被剝奪了繼續讀書的權利, 逃到廣州找舅舅的大伯很落泊的回到了村里, 因為是高中畢業生, 在當時還算知識分子, 於是被勒令去參加“ 土改”, 負責丈量田地、土地並作登記造冊。 完成了土改中的相關的工作後, 又被勒令去做教師, 在本村的好幾個祠堂里開辦學校, 大伯負責一間祠堂中的教學, 講授一些簡單的國文、數學、幾何、歷史、地理、音樂、圖畫, 原先一直受人恭敬慣了大伯教起學生來沒有耐性, 有少數刁蠻、冥頑的學生不停的在下面搞小動作並攪亂課堂, 在幾次說教無效之後, 大伯便拳腳相向, 把學生打得哭天喊地, 學生的母親跑來, 挑釁道:“ 哇! 你這地主崽, 你以為你是誰呀? 竟敢打貧雇工農, 看我怎麼打你! ”, 說著就衝上前揮手要抓撓大伯, 但大伯也有170cm多的身高, 又正值年輕氣盛的19歲年齡,  突然受了以前沒受過的侮辱,  立馬再次拳打腳踢,  打得學生母親地下翻滾。

       作為老師的大伯打了貧雇工農,  後果立即很嚴重,  批鬥也便無可避免,  批鬥完的大伯滿腹忿恨,  更無心教書了,  因為聽聞到縣城可以隨便報名即可參軍,  大伯便尋思出逃,  但那時管制甚嚴,  出村都要放行條,  更不用說出鄉、出縣了。 好在早年的大伯具有俊俏形象,  在本村有不少愛慕他的年輕女青年,  一個家庭成分好的女青年擔任了村里的婦女主任,  也具有開放行條的權力,  在聽到大伯想出逃的意向後,  主動給他開了放行條,  希望若有出頭之日,  不要忘了她。

       揣著放行條出逃的大伯,  家中已無法提供什麼盤纏,  倉促地僅穿著一條沙灘褲和短袖汗衫便上了路,  但記得祖母給他的話:“ 好鐵不打釘,  好男不當兵。  你最好只是暫時當一下兵。 ”,   一路步行的大伯,  渴了喝點水,  餓了也沒辦法,  最後昏倒在四十幾公里路途的半途,  幸有一好心老叟救護並供一餐飽飯且贈送一個銀元,  才到了縣城。 那時的祖父獨自躲在遙遠的外鄉開藥店,  祖母對長子的出逃持支持態度,  但也知道此一出去, 是死是活,  全靠個人的命,  也只好任由大伯獨自遠走了。

       那時沒有身份證制度,  出外自報啥家庭成分便是啥成分,  大伯到軍隊招兵處,  便謊稱自己是中農出生,  參加了 解放軍 ,  第三天便統一調往了省城的軍分區,  很快,  韓戰爆發,  大批稍作訓練的新兵輸往東北,  大伯所在的部隊也經遠途輸送調到吉林省駐紮待命,  但毛老頭在決定插手韓戰時便有考慮,  即:  假借聯合國軍之手,  最大程度地殺掉國內的“ 地富反壞分子 ”及其子女,  於是,  第一批被推進韓戰戰場的人是大批的沒啥經過軍事訓練的“ 地富反壞 ”及原國軍投降官兵,  據大伯風聞到的消息,  這第一批人中大多數人應該也深知毛老頭的用心,   所以,   一到陣地前就用樹枝挑起了白襯衫,  投降了聯合國軍, 自願作了俘虜,  然後到了台灣,  民國77年海峽開放探親,  僅我村就回來好幾位當時挑白襯衫投降過去的人,  身份一變,  成了台胞,  世事有時是如此的具有戲劇性。

       好在大伯上報的家庭成分是中農,  所以,  一直沒被投進韓戰戰場,  不然結局也就難說了,  所在團的團長又很欣賞大伯,  在知悉大伯具有高中畢業學歷後,  幫他以部隊的名額推薦去報考了大學,  大伯一考即中,   於是,  便進了東北人民大學;   大伯被團長推薦去考大學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小插曲,  本村的另一人也在大伯的部隊,  本來一直沒把大伯隱瞞家庭出生的事捅出去,  但見大伯竟然還可以去讀大學,  而他則鑒於沒讀三年書而只能繼續窩在部隊,  便心生嫉妒,  向團長作了告發,  好在團長秉性耿直,  團長說:“ 我看XYW是一個好人,  家庭出生不能代表什麼,  黨不是教導我們說“ 出生不由己, 道路可選擇 ”麼?  你的家庭出生很好卻心理陰暗 ”,  反過來奚落訓斥了該同鄉一番,  還警告他不要往外面亂講。

       大伯也算遇到了貴人,  命運從此改變,  於是,  在東北人民大學做了大學生,  費用由部隊負擔,  大伯的家庭成分問題一直沒有泄露,  因為他懂手拉風琴,  懂腳踏風琴,  能悠美的滑冰, 算是一名活躍分子, 便成了學校的共青團幹部,  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幫蒞臨該校時,  還有過幾張合照,  照片中,  大伯扛著手拉風琴,  與個子相對矮一些的胡耀幫及另兩位團支部成員展露出青年時代很欣悅純樸的笑。

       大學畢業後的大伯,  在起初的時間里,  留在東北人民大學任教,  教的是政治經濟學, (大陸當時人才實在匱乏, 大伯在那時應該也屬人才,  所以就可以任教,  還教的是大學生)。

       韓戰完結後,  政治運動更狂烈,  民國50年之後,  大伯的家庭成分終於被查出來,  因為校方寄函到村里,  要求村里開具家庭出生的證明書,  那時村里的兩個所謂“ 幹部 ”是原先最貧窮也對我家很嫉妒的人,  便向學校開了證明,  證明書載曰: “ XYW為我村的逃亡地主子女,...  ”,  有了這份來自家鄉的有份量的證明書,  大伯便遺憾地被清理出了大學校園,  但因為那年代還是要一些有文化的人幹活,  於是被安排去從事辛苦的地質勘探工作,  並且調往最艱苦的地方,  於是,  大伯此後的生活工作的地方不是陜北延安 , 就是西北青藏高原。 在西北高原生活時間長達30餘年, (大伯從來不會搞投機取巧、走後門的事;  後來, 因大堂姐從青海師大任教, 而憑自己的實力調進了浙大任教,  把大伯和大伯母都接到了杭州生活;  大伯的兒子在科學院讀完研究生後又考了博士,  然後和堂嫂去了美國,   二堂姐也和其丈夫也去了美國,  所以,  大伯夫妻倆只能跟隨大女兒生活)。

        在西北高原城市生活的大伯,  早年的很長時間里其實也過得辛苦,  好在於東北任教時遇到了大伯母,  大伯母長得小巧玲瓏, 蒙古族,  豪放而善跳舞,  當初也在東北的部隊醫護隊,  部隊那時還流行什麼“ 組織分配 ”,  據聞,  有一位團長看上了年輕時的大伯母,  於是, “  組織 ”便出面要來進行“ 分配 ”了,  但大伯母卻就是不願服從“ 組織 ”,  而寧願嫁給了大伯。約四十年後,  大伯母與自己聊起這事之時,  還忿恨地說了一句:“ 去他媽的組織分配! 我可不買他們的帳! ”

        大伯一家早年也免不了政治運動的“ 洗禮 ”,  西北省會城市在“ 文革”時的批鬥也連綿不斷,  大伯所在的地礦局里有一些同樣“ 家庭成分 ”不好的人在連番的批鬥中,  有的人自殺了,  有的人殘廢了,  但大伯後來告訴我說,  他為什麼還好好的,  是因為他很聽批鬥者們的話,  批鬥者用白紙糊成近一公尺高的高帽子,  上書:“ 地主階級的孝子 ”, 要他戴頭上,  他就立馬戴上,  批鬥者們要他這個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在地下滾,  他就立馬順從地躺在地下滾它三兩圈.  叫他去農場養豬,  他就順從地去養豬,  每天按時餵豬食,  還帶上他年幼的兒子,  在養豬場“ 上班 ”, 並就近敦促尚未上學的兒子學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