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王清峰事件」裡唯一正面的力量就是讓死刑存廢問題浮上檯面，透過正反方的論辯，可望讓真理彰顯。

然而，諸多證據顯示，這個社會的價值論辯非但無法成就真理，反而可能激化差異(差異被誇大)。

在下文裡，我想探討的不是「死刑該不該廢」，而是「民主社會裡的辯論，為何難以清明」這個問題。

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建立在「真理愈辯愈明」這個信念上，透過意見的正反並陳，我們期待某種相互理解得以成形；但從國內二十多年來的死刑存廢辯論裡，我們非但看不見真理，討論過程反而愈見偏激，最終形塑了兩股水火不容的「基本教義派」：「支持廢除死刑」的一方與「反對廢除死刑」的一方。

在後者眼中，前者的仁慈明顯給錯了對象(婦人之仁或自以為是)，是為虎作帳的共犯，因為他們替罪犯講話，無疑是公理和正義的最大敵人。

在前者眼裡，後者的論述充滿情緒(理盲又濫情)，其口中的正義合法化了「以牙還牙」的報負手段，以錯誤的手段對抗錯誤的行為，將無助真理和公義的維持。

弔詭的是，如果仔細觀察上述辯論，我們不難發現，表面的對立只是假相；事實上，正反雙方堅持的都是「公理和正義」這組價值，只是彼此對何謂公理和正義的定義稍有不同。但如果只是這樣，雙方何必互相仇視，水火不容到這個地步？

最終，大家早已忘了死刑到底該不該廢，只看到社會上兩群相互仇視的群體，捉對撕殺、互不相讓。匪夷所思的是，這種對抗並不是正邪之爭，而是「善善相殘」：兩群人自稱握有正義的權柄，盡其所能的醜化對方。

有人說，這種現象之所以見容於台灣，是因為國民素質低落，討論欠缺理性；但如果放眼世界，此情此景同樣出現於西方社會。以美國墮胎合法化與同性婚姻適法性的論辯為例，正反雙方吵到最後，只讓原有立場更形鞏固，社會氣氛劍拔弩張，完全無助共識形成。

因此這種情況顯然與在地文化或政治風格無關，而與當代民主社會對「辯論」意義的曲解較有干係。

直言之，當今社會對「辯論」的想像，遵循的是一套二元對立的對抗邏輯。在這套邏輯裡，正反雙方各自佔據了對立位置(是非、黑白、正邪)，只能是敵人，不能是朋友。

敵對身份，讓對手先驗的犯錯，不管他說了或沒說什麼，都是錯的；這種辯論追求的不是真實，而是勝利，是一種「我一定要勝過對方」的意志。無論透過理性論述或情感號招，只要能把對方說成是錯的(/邪惡的)，從而證明自身合法性，就是贏家。

在這種辯論裡，對立者的立論沒有參考價值，因為它佔據了錯誤的一方。由於忽略了雙方夥伴關係(fellowship)的可能性(不管支不支持廢除死刑追求的都是公理和正義)，這種辯論只會讓原有立場更形堅決，從而推遲共識產生。

就像戰爭一樣，二元對立的正反論辯一開始就把對方設想為敵人，因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遂成為一種「高度共識」。在這種情境下，敵人的醜惡是不證自明的，我方的正義則被無限擴大，據此，「辯論」最大的問題不在理性與否，而在「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的意志，由於辯論的動機不在溝通(而在求勝)，因此不管歷時多久，都不可能接近真理，只會形成無數對立的團體。

因此傅柯說，民主辯論最大的目的在「爭輸」。把辯論的目標設在「輸」，我們才能看見自身缺陷，正視己方自以為是的真理不一定對，從而能夠自我修正和反省。

易言之，辯論的目的不在說服對方改變，而在追求「自我修正」(我發現我原來以為是對的很可能有錯)。因為，惟有雙方樂意自我修正，對方的聲音才可能被傾聽，不相容的立場才可能聚焦，不同價值的群體才可能靠近。

綜上所述，真理不必然愈辯愈明；如果我們拒絕自我修正，只求證明對方錯誤，不斷的辯論只會把真理愈推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