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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17 13:33:48瀏覽1014｜回應2｜推薦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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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底，我懷著惶恐的心情揮別華府，回到台北擔任中央社國外部主任，我告訴自己，即使不能踵事增華，也一定要努力扮演好這個角色，不要讓先賢失望。 中央社於1932年4月 27日脫離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正式成為一個通訊社後，首任社長蕭同茲首先要建立的就是電訊部和英文部這兩個主力部門，建立電訊部是為了在中國大陸上普遍增設電台，讓中央社的電報稿可以快速傳達到每一個角落，讓記者撰發的都是即時新聞，建立英文部則是為了收回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 ternational)、路透社(Reuters)等國際大通訊社當時在大陸上獨占的發稿地位，尤其那些通訊社完全是本著那些國家的立場和觀點發布新聞，對中華民國而言並不公允正確。 在當時的那急迫需求下，蕭三爺於1933年夏天在北京經由好友的介紹，找到了任玲遜，他向任先生說明了中央社的使命與現代化目標，任先生終於同意於那一年的秋天，在天津創立了中央社的外文部或國際部(English department or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那時只有他一人獨挑大樑，只有一位打字小姐每天替他收下中央社從南京總社發過來的中文電訊稿，他譯成英文後，發送給天津的兩家英文報選用，起初那些英文報並沒有信心，但逐漸發現中央社的新聞不但傳送快速，內容也不輸給那些外國通訊社，這就打響了中央社外文新聞的名號。 三個月後，蕭三爺請任先生到南京總社成式設立英文部，並延攬了許多高手加入陣營，其中有王家崧、徐兆鏞、余捷元等，任先生後來去上海替中央社打天下時，剛從密蘇里大學畢業的湯德臣接任英文部主任。大陸淪陷前，湯先生於1943年8月去了紐約，我於 1980年到中央社紐約分社工作時，他已從分社主任職位上退休，不時仍會到分社來看看；我曾親眼看到他把一本有關台海兩岸的英文書翻閱了一陣後，坐在打字機前，滴滴達達一口氣就寫成一篇英文新聞長稿，每次向他請教，他拿起筆來，三兩下就把我的英文稿改得通暢而清晰。 話說回來，我回總社接任國外部主任時，第九任社長唐盼盼已將國外部和外文部合併為國外部，共有70多位同事，其中負責將外電與專電譯成中文稿的同事居多，專職將中文專電譯成英文或西班牙文的同事也有10多人。這些同事多數比我資深，能力也很強，他們在三位副主任的協助下，幾乎都能獨立作業，不需要什麼指點。 記得那時國外部分成四班作業，從早上7時起就有同事上班，到了中午12時之後，下午班由1時接手，一直忙到下午6時，晚班則從 6時做到夜間12時，然後有值大夜的同事頂到天亮。有時排班調配不過來時，資深同事也能頂替副主任的職務，從選稿、分稿、譯稿到改稿一把抓。不過人總是有另一面，記得我剛回到總社時，有些國外部的同事也許要試探一下我的能耐，故意拿著稿子到我辦公桌前說，她不會做或者文稿太長了會耽誤她下班，我當時二話不說，接過來就自己做稿，經過了一、兩回後，他們終於對我放心了。 談到從我們自己的角度發稿，記得有一次，有一則外電對我國很不利，我不太記得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了，但大致內容好像是指控台灣為了爭取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中的權益去賄賂了什麼人，這則外電很長，一直到最後，撰稿的記者才寫說，那個國家的外交部已否認有這麼一回事。如果照傳統的做法，這則外電從頭譯到結束時，才能看清楚台灣其實受了誣陷，而稿子發到各報時，如果編輯沒有看清楚，又為了版面編排問題，很可能攔腰一砍，把下半截新聞就砍掉了，那麼真相也被砍掉了。所以，我決定改變做法，告訴編譯同事，把那則外電倒過來譯，先由該國外交部替我們澄清誤會，再逐段譯出對台灣的誣控；基本上，我認為，我們並沒有扭曲那則外電的內涵與事實。 不過，我們也真的有做錯事的時候，有一次，一位同事把一則專電譯錯了，將正患重病的前參謀總長彭孟緝將軍誤譯為"已故"，社長施克敏接獲外面打來抱怨的電話後，馬上拉著我到現在台北市仁愛路空軍司令部對面的彭孟緝家去道歉；我記得好像是一名副官來應門，他讓我們站在院子裡曬太陽，過了好一會，彭將軍的兒子彭蔭剛才出來說，這件事算了，不要追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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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雜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