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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19 15:55:17瀏覽746｜回應1｜推薦12 | |
台灣和中國大陸於1990年代初期進行了一場競賽，雙方比賽看誰能先進那時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也就是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結果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別於2002年的1月1日及12月11日，先後成為世貿組織的會員。 中華民國早於1948年就是關貿總協定的原始締約國，一度於1950年退出這個國際組織，退守台灣後的1965那年，總貿總協定核定當時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具有該組織的觀察員地位，但到了1971年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地位後，關貿總協定取消了台灣的觀察員身分；一直到了1990年，台灣改採務實政策，決定依據關貿總協定章程第33條的規定，以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The Separate Customs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幾經入會諮商後，終於在2002年如願以償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 中國大陸加入聯合國後，即於1980年函告關貿總協定有意加入為會員國，兩年後獲得關貿總協定同意成為觀察員，1983年中國大陸獲得同意參與國際多邊纖維協定(The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les)後，即申請成為關貿總協定之原始締約國，次年關貿總協定成立中國大陸入會工作小組，展開相關諮商，但諮商進展因天安門事件而停擺，拖到1995年中國大陸才向已改變為世貿組織的這個國際組織重新申請入會。 在當時的那場競賽中，台灣和中國大陸都很在乎誰先能加入，然而誰能順利加入那個國際組織事實上取決於美國等貿易大國；1994年5月間，當時的經濟部次長許柯生曾率同中華民國各部會代表到華府，與美方進行台灣加入關貿總協定之前最後的若干回合正式諮商，許柯生在出任經濟部次長前，曾任駐美代表處經濟組長，非常熟悉台灣為加入關貿總協定與美方的諮商過程與內容，由他來作總結自然極為允當，但因那些正式諮商所涉及的議題仍然十分廣泛，包括了技術部分的市場開放、減少農產品進口關稅及排除非關稅進口障礙，以及出口補貼、稻米與雜糧等保證收購價格制度、進口檢驗與檢疫制度等，還有綜合性的關稅減讓、開放服務業市場、雙邊特別匯率協定、公教福利中心採購及政府採購、菸酒公賣利益、智慧財產權的保障等。 正因為諮商內容繁雜，台灣的入會諮商進行得相當緩慢，以致當時無論在華府或台灣，對台灣和中國大陸誰能先入會都有許多揣測與不安。關貿總協定祕書長蘇瑟蘭於1994 年 6月 24日的記者會中答覆我的詢問時曾表示，沒有任何理由讓他相信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入會談判會產生不同的時間表，海峽兩岸入會談判的進展似乎相同。 對於中國大陸，美國的基本立場是非常有必要將之納入當時關貿總協定這麼一個國際自由貿易組織，加以規範，一方面因為中國大陸已逐漸成為出口貿易主要國家，但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又是一個市場閉鎖的國家，因此美國與歐洲各國、日本等主要貿易大國決定採取一致立場，促使中國大陸作出更多經貿政策的改革，諸如降低關稅、減少及取消進口許可規定及其他非關稅貿易障礙等。 我記得，當時中國大陸在入會諮商中的主要辯論焦點是要以開發中國家的身分加入關貿總協定，也就是不能同意美國等貿易大國要求中國大陸用已開發國家的身分加入這個國際組織，因為作為一個已開發國家，中國大陸在入會的諮商中就必須作更大的讓步。 讓人覺得詫異的是當時在華府有少數幾位國會人士曾問過我們那些派駐華府的台灣記者說:你們難道不曉得，像聯合國、世貿組織那些國際組織都被世界各大國所操縱，小國根本沒有發言權 ? 假如你們知道，偏又那麼積極地要加入那些組織，卻又是為了什麼?這可能是一個很容易、也很難回答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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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雜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