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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14 07:29:32瀏覽863｜回應1｜推薦15 | |
前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與副總裁彭淮南於1989年下旬連袂訪問華府，表面上是去參加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與國際貨幣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年會的會外活動，實際卻是專程去和美方洽談中華民國參與布瑞迪計畫(Brady Plan)，他們兩人口風很緊，中時報系的冉亮和我追問了半天，謝森中才承認有那麼一回事。 所謂布瑞迪計畫是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布瑞迪(Nicolas Brady)在那年於七國經濟高峰會議中提出的一項計畫，希望全世界較富有的國家出資透過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幫助負債國家減少外債，進一步藉由改善國際間收支不平衡的問題，促進全球經濟發展。 那其實是美國的一個如意盤算，因為美國一直是這兩大資機構的最大出資國，假如全世界有錢的國家能夠分挑這個重擔，必將可加速改那時美國的經濟狀況。美國學者在如何改善美國經濟的報告中也曾建議，鼓勵有外貿盈餘的國家向美國"購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債權"，由那些負債國家以物資抵償。 問題是中華民國並非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成員國家，沒有義務做這件事情，不過台灣那時已蓄積了相當數量的外貿盈餘，美國邀台灣參與這項計畫，雙方雖然沒有外交關係，但基於長久的友誼和現實情況，中華民國似乎沒有辦法拒絕這項邀請，另方面，那時候台灣也亟欲爭取國際間的發言權，當時的主要考慮是如何透過參與布瑞迪計畫換取對全國人民最有利的權益；應該是擔心那時中共橫加阻撓，謝森中始終不肯明說美方的實質建議是什麼，我國擬爭取的權益偏重政治性、抑或經濟性? 那些年，每逢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舉行年會，當時中信集團董事長辜濂松幾乎每年都到華府，除了在雙橡園設宴款待世界各國出席年會的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等官員之外，也安排我國金融首長在各類會外活動中私下見面，洽商各種議題或合作方案；由於筵席豐盛，應邀與宴的各國政要眾多，那些雙橡園餐會一直從大廳擺桌到庭院加設的帳蓬中，連為了搏感情拚酒乾杯用的"一口杯"都是台北空運去的，辜濂松後來被任命為無任所大使也是始自那些年代下的功夫。 中華民國的大手筆作風反映出那時"台灣錢淹腳目"的事實，當然也令老美刮目相看，所以到了1991年，因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老布希總統號召28國聯軍發動"沙漠風暴 Desert storm"行動時，台灣要求出兵助戰時，老布希政府婉謝了那項要求，反過來要求台灣以輸美紡織品配額代替軍援，把那些配額轉給若干同意出兵的國家。 據專家估計，在那場波斯灣戰爭中，每月的軍費支出大約是 350億美元，從那年初打到3月底，約共已支出了一千億美元，而那時美國國內經濟情勢很糟，失業率不斷上升、個人平均所得減少、工業生產急遽下降、建築業萎縮、金融機構面臨危機、各州市政府預算赤字快速增加，美國除了要求日本、德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等盟國分攤軍費之外，把腦筋動到台灣身上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問題是美國以速戰速決的戰略把伊拉克逐出科威特，使石油價格維持在戰前的每桶18美元上下，讓老布希總統一時聲望如日中天，卻並沒有真正能振興美國經濟，導致他於1992年競選連任失利，不過那是後話了。 倒是在波斯灣戰火才熄沒多久，硝煙未散之時，我發現有一群德州鑽探油井與撲滅油井火災的專家或技術人員已迫不及待地要回到中東地區去工作，這些人之中，有的在戰事初起之時，被伊拉克總統胡笙(Saddam Hussein)當作人質或肉盾(human shields)，受盡凌辱、毆打、饑餓，甚至幾度面對被處決的威嚇， 吃夠了苦頭，怎麼又不顧一切急忙要回到那兒去呢? 原來他們從中東地區逃回美國後發現，工業生產滯緩，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六，一時找不到工作，無以贍家敷口，但在伊拉克或科威特卻有高薪的工作等著他們，特別是在科威特做事，不僅待遇好，額外津貼多，而且食宿免費，不必付水電費，甚至打電話回美國也不用付錢，若是願意帶家小一同去，石油公司可以提供汽車、孩子上美國學校的一切費用，否則每年也有五週的帶薪假可以返美與家人團聚。 不過除了那些因素之外，很特別的是他們的"約翰韋恩情結 John Wayne Mentality"，他們總以為自己是螢幕鐵漢約翰韋恩，是大俠客，到處去排除災難，解救受苦的人。那些鑽油專家與工人其實都到了應知天命、沉潛內歛的50、60歲年紀，長年在烈日寒凍下的生活使他們臉上布滿了縐紋，但他們愛仿摹約翰韋恩，穿牛仔裝、穿長統靴、腰繫大扣皮帶，操著一口德州腔，浪跡天涯，過著像吉普賽人式的生活，憑著粗中帶細對女性的溫柔，發洩鋤強扶弱的正義感。 他們總想學約翰韋恩幹些大事；在科威特，一口油井平均每天出油8000桶，但若在德州，一口油井每天只出油12桶。口嚼菸草，吐了一口唾味的一位德州佬說:誰要幹那些沒趣的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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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雜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