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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8 19:39:09瀏覽939|回應4|推薦14 | |
1989年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屠殺示威學生的槍炮聲震撼了全世界,遠在華府的人們彷彿也聽到了那些學生和民眾的哀號和呼救聲。 美國各大新聞網的主播如ABC 的 Peter Jennings、NBC Tom Brokaw 和 CBS Dan Rather等,原本是去北京採訪蘇聯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消息,卻目睹了鄧小平、李鵬殘忍下令鎮壓學生的決定;他們以沉痛的聲音告訴閱聽大眾,當時在中國的京城發生了一樁慘無人道的悲劇。 我們這些派駐華府的華裔記者也感到熱血沸騰,既悲憤又羞愧,悲憤是因為中共政權竟殘暴得視人命如螻蟻,為了壓制人民和學生爭取民主,竟下得了毒手,以槍炮、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和學生,覺得羞愧是因為那樣沒有人性的大屠殺事件中,屠夫和被殺害的都是中國人。 華府既是全球新聞中心,像六四那樣的大事發生後,也有許多相關的重要新聞需要採訪,我們於是強忍心中的憤怒,立即以電話訪問美國官員、參、眾議員、中國問題專家及若干國家派駐華府的外交人員,請他們發表觀點與評論,很快發稿回台北。 就發稿的配備來說,我們的確比不上美國各大媒體,甚至還比日本記者差了一大截,發稿速度明顯比他們慢了一些,可是台灣派駐華府的記者可以從其他角度選取新聞,深入探究一些華裔閱聽大眾關切的新聞重點,作更翔實的報導;此外,我們也訪問了一些滯留海外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人士,瞭解他們的下一步動作。 事實上,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前,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丘宏達就似乎預感到了那場悲劇,他在馬大中國同學會舉辦的一場"五四運動70周年座談會"中呼籲海外中國人一同密切關注天安門廣場上那些中國大陸學生領袖的安危;他說,對於學生運動,中共一貫採取的手法就是先作安撫,接著動手抓帶頭分子。 但"促進中國民主化小組"召集人倪育賢、"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胡平可能就太樂觀了些。胡平把那次中國大陸學生爭取民主的運動稱為"過去10年來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一大突破",倪育賢則以為,中共政權的腐化、虛弱和喪失人心已使得當權者不敢輕率採用武力鎮壓;他們都相信,那次學生民主運動將會導致一些制度上的改變,但他們的訴求仍然只是"打倒李鵬",以為換了一個領導人,一切都能改變,跟以前中國大陸上的民主動沒有兩樣。 六四事件爆發後第二天,在全美20多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代表的號召下,數千位華僑和留學生齊聚在國會大門前,抗議中共政權殘忍屠殺人民,他們高舉著各式標語牌和布招,怒吼聲震撼了美京。參議員克蘭斯頓、賀姆斯、眾議員李奇等人先後發表演說,強調他們對中國民主與自由的關懷及支持,呼籲海內外中國人繼續奮鬥爭取中國大陸的民主與自由。 與會中國留學生中有人當場發起簽名,要求共同譴責中共暴行,他們也舉行了追悼會,悼念那些被殺害的中國人民與學生;他們陸續發表演說,向全世界控訴中共的殘暴罪行,高唱"龍的傳人"。接著,他們列隊前往中國大使館,舉行了另一場示威抗議行動,有的大陸人士那兒宣布退出共產黨。 從那以後,雖然在全美各地仍有一些抗議中共暴行和追求中國民主的活動,但華府暫時已沉寂下來,一直到1993年1 月底,"民聯"與"民陣"在華府近郊的水晶市(Crystal City)舉辦中國海外民運再出發大會,才又掀起了高潮。 "民陣"指的繼1989年 7月下旬芝加哥全美中國學生學者第一屆代表大會決定設立全美中國學生自治聯合會後,於1989 年 9月在巴黎設立的中國民主陣線,那時在香港部分知識分子、工商界和社會人士組成的"黃雀行動"已協助許多民運人士逃離大陸,所以像吾爾開希、李祿、辛若、老木、老鬼等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嚴家其、蘇紹智、陳一諮等學者和萬潤南等,都出席了那次大會,會中決定由嚴家其出任首屆主席,到了1990年 9月的舊金山會議,改選萬潤南與許思可分任正、副主席。 其實" 民聯"和"民陣"經過那兩年的活動後,已出現內部糾紛和財務危機,原本擬藉那次華盛頓會議作一次合併重整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再度出發,誰知不僅沒有合併成功,反而分裂成舊金山、洛杉磯和巴黎三個組織,各行其事。 我迄今仍記得,興沖沖趕到水晶市的前中央日報採訪主任陸鏗在會場前後跑來跑去,跟王若望、方勵之、朱嘉明、徐邦泰等人咬耳朵協調,期望促成那次大團結,結果一場會從白天開到黑夜,又從黑夜開到第二天天亮,仍然破了局。 根據陸鏗的分析,那時海外民運已迷失了方向,領導者不是奉獻,而是要民運替他們服務,此外民運團體資源有限,而參與者勾心鬥角,爭做領導,搶奪資源,甚至弄到靠民運吃飯,藉民運歛財,他因此感到非常傷心。其實,80年代初在紐約發起的"中國之春"等大陸民主運動也都是在那樣的情況下漸漸消失了。 陸鏗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六四民運所以最後弄到令人失望的結局,除了鄧小平的獨斷專行、迷信武力、誤信匯報、決策錯誤和李鵬的私心自用、智商低下、能力太差之外,天安片廣場上的學生不懂見好即收,一味衝動蠻幹,發動絕食,迫使北京當局採取流血措施,嚴家其、包遵信等人發表五一七宣言,把矛頭對準鄧小平,逼得鄧小平反擊,也都是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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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隨筆|雜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