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回台灣，好友熱心安排我去住台灣大學接待學人或校友的﹂鹿鳴雅舍」，我問地址，他說忘了，還說就在以前我們常去的﹂僑光堂」，既然如此，何消多問，我安然登機，直飛太平洋彼岸。

抵達台北時近黃昏，跳上計程車，拋下一句﹂僑光堂」就打算好好看看久違的北台灣風光，誰知那年輕的駕駛竟反問:﹂僑光堂在那裡?」我猜他是新手上路或剛從南部上來，於是先請他開到台大附近的羅斯福路與舟山路口，胸有成竹地表示:﹂到了那兒我再指給你看。」

到了台大，繞了數圈，硬是找不到﹂僑光堂」，歲末天氣，我竟沉不住氣，滿臉大汗，只好付錢下車，拖著行李去問路，一連問了幾位年輕的台大學生，他們不是用詫異的眼光望著我，彷彿我是外星來的，就是搖頭揮手稱不知。最後終於遇到了一位有耐心的女學生，她仔細想了一下，用猜測的語氣反問:﹂該不是鹿鳴堂罷?」我想，﹂鹿鳴雅舍」總與﹂鹿鳴堂」有點瓜葛，何妨先找到了再說。

順著她指的方向走去，在昏黃的街燈下，果然看到了﹂鹿鳴堂」，可那不就是﹂僑光堂」嗎? 曾幾何時改了名字，那一帶似乎沒人養鹿，也沒聽到鹿鳴，為何是﹂鹿鳴堂」呢?

客居﹂鹿鳴雅舍」的那兩個星期中，我常在﹂鹿鳴堂」褪色的廊柱間徘徊，望著它滿身斑駁的憔悴模樣，努力追索它當年意氣風發的情景。

民國35年，先父帶著全家從四川經家鄉浙江紹興來台灣，先是落腳高雄，後因父親職務調動搬到台北，住在和平西路和南昌路口的一幢日式房子裡，隔著街就是明星戲院，我大哥和玩伴常扒在戲院殘破的板牆上看﹂白戲」，迷得還能哼上幾句，那一陣子，家人曾擔心他跟歌仔戲班子跑了。

後來我們搬去水源路，住在現為中正橋的﹂川端橋」靠近台北這一端堤岸旁一幢白色洋樓裡，樓上住的是一位湖南籍的國民大會代表和他的兩個太太，樓下由我家和父親的一位台灣省政府財政廳同事一家分住。我們也曾住在同安街與晉江街口，屋後就是現在變成汀州路的原新店線小火車鐵路。那時候，兩位哥哥都唸文山中學，早晨聽到火車汽笛聲，從後門跑去，還能跳上火車去學校。

在那迷迷糊糊長大的日子裡，我們三兄弟就像是整天餵不飽似的，每次去街口用麻袋拖回一百斤米，沒多久就吃光了。除了吃，我們就只曉得在外面野，沿著新店溪川端橋頭到現在的三軍總醫院的堤岸溪畔、竹林就是我們一群孩子的樂園，從早到晚，不是模仿人猿泰山爬樹，就是下河去摸魚掏蝦，那時溪水清澈，用小網撈蝦、捕溪哥仔，無不手到擒來。我有一次在溪邊奔跑，竟一腳踢起一尾巴掌大的鯽魚。

那時的人家都沒有冷氣機，聰明的商人在溪邊設了一些茶座，或在溪畔挖了一些面河的﹂土洞」，放上﹂情人座」供戀人約會，露天歌廳因當時沒有什麼娛樂設施更是成為台北一景，生意好得很。但每次颱風來襲時，溪水暴漲，河邊的這一切都會被上游沖下的泥沙淹沒，我們總是等溪水退後去挖寶，最吸引我們的是一瓶汽水，那種須先把瓶口玻璃彈珠壓下去的土製汽水。

當然每年也會看到一些令人不快樂的事，因為總有去戲水的孩子淹死，看到草蓆下露出泡白了的一雙腳和在溪邊痛哭叫喊的父母，我們也禁不住傷心，又聽說他們是被水鬼抓去作替身，我們也會害怕得一連數日不敢走近溪旁，但過了幾天，卻又一切都忘了。

有一回，二哥問我要不要扒在他背上游到對岸去，我毫不猶豫就跟他下水，但游到溪中央時，一股急流沖來，我只覺得離開了二哥，直往溪底沉去，幸好二哥回頭來找我，把我拖到對岸，父母並不知道這件事，否則可能嚇昏了。

我當時有一位螢橋國民小學的同學住在廈門街、水源路口；有一天，他媽媽、哥哥和姊妹們在家裡大哭大罵老蔣總統，還把他的照片放在地上踩，他看我們圍在門口，溜出來告訴我，原來他爸爸偷了公家的錢，被槍斃了，那時是亂世，貪污會被判死刑。

等我家搬到建國北路中山女高附近和永和後，因為那些地方都還是些稻田、石子路，不如從川端橋到公館那一帶好玩，所以我們仍常回到那兒去，但卻想不起什麼時候多了一幢﹂僑光堂」。

由於當年台北還不多見有高大紅柱和彩繪裝飾的兩層樓中式建築，許多大型活動常在﹂僑光堂」舉辦，甚至到了我政大畢業，做了記者，還經常去那兒採訪。我和後來變成我妻子的同學除了去台大吃花生冰棒、喝實驗農場的鮮奶之外，也常去﹂僑光堂」的台階上坐一會。

民國69年，我考取中央社派駐海外人員離台赴美前，也曾帶孩子去看看我兒時漫遊的地方，但那時候，許多地方都被推土機推平了，代之而起的是許多高樓大廈和公寓住宅，上面還有一些像魚骨似的天線，我爬過的大樹不見了，新店溪變得混濁了，在微濕的雙眼裡，連天空都沒有以前那麼藍。

這樣的傷感其實是幼稚的，人會長大、衰老，城市也會改變，但人總是想抓住一些會改變、會消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