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話有個字：tàu，發音「竇」，原意是船，大寫的時候卻是「中國」的俗稱。

　為什麼稱中國為「船」？李文雄編的《增訂越華大辭典》解釋：「Tàu漕，漕運之船，在昔此漕船指中國船，船上人指中國人……」另外又有Ba-Tàu一詞，發音「巴竇」，意指華人、中國人，是一個含侮辱性的稱呼，出處不清楚，不一定和法文的bateau （船）有關。「巴竇」之稱今多不用，官方用語稱我們為「華人同胞」，民間口語則仍稱中國為「竇」，華人為「竇人」──意思就是「船上的人」、「船民」。

　幾十年前的戰時，首都西貢的越南人和華人其實是相當隔閡的，越南人對華人聚居的堤岸區認識不多，只知道那一區有許多華人開設偏重中文的學校、華人的醫院、只放映中文電影的戲院，而世代居於堤岸的華人，也有人雖受過高等教育，卻不能說越南語。

　從北方中國乘船來到越南的華人，落地生根幾個世代之後，又得再當一次船民。越戰結束後，南越部分華人知道形勢不妙，開始暗中買船偷渡，但沒人能預見：最初零星的偷渡行動，幾年後會演變成那樣一股逃亡潮，巨大、決絕、悲壯，其史詩規模甚至超越了戰爭本身。

　有人會將這一股逃亡潮歸咎於當局的排華政策，在北越，華人的確被集中驅趕到中越邊界讓「祖國」接他們回去，但在南越，我們並不大覺得是排華，並非因為革命政府在沒收華人小商戶的財產時還一直親切地叫我們「華人同胞」，而是政府對待華人和對待越南人的分別不大，甚至可以說是一視同仁：都把我們當成是可能的階級敵人。於是原本被稱為船民的華人，他們的後裔連同沒有流亡經驗的越南人，結合成新一代的船民，乘同樣單薄脆弱然而堅執的小船，面對同樣險惡的風浪與不可知的命運──越南人決定出逃，意義更加重大，因為華人畢竟有逃難的傳統，什麼地方住不下去了，收拾家當就走，越南人卻沒有那樣的經驗。當年南北越分割時，固然也有為數百萬的北方居民南撤（包括越南人和華人，我們家也是其中之一），但那次的遷徙並未超越國境，行程也堪稱平安，戰後的船民潮則不但牽涉到偷渡、非法入境等罪名，過程中還得應付南中國海的風浪和海盜、食水不足、機件故障、迷航等問題，雖然沒聽說過有人遇上歌聲迷人的女妖，但每一條航向南中國海的小船都是一趟奧德賽的歷險。

　一直以來關係並不見得多麼密切的越南人和華人，一起經歷過奧德賽航程、一起度過難民營的日子，算是有了點同舟共濟之情，即使被第三國收容之後，沒有在異國生活經驗的越南人一開始還是依附著華人社群，他們居住的地方、做生意的商店都選擇在唐人街附近，直到他們自己發展出有規模的越南人社區。唐人街、中國城，越南話當然就叫「竇街」，船街，大寫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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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第二本小說集，背景仍以當年的船民潮為主，但在寫作的過程中，另一個主題卻不斷浮現出來，那就是越南華人的身分認同──還說不上危機，但至少已令我們一部分人感到困擾。小時候在以中文為主的華人學校，課本上讀到的是「我是中國人」，但經過越戰前後的巨變，原來是越南華人的我們這一代，如今的身分是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法國人……我們更驚訝的發現：我們從來就不曾是「中國人」。在越南出生、長大，我們怎麼能叫自己中國人呢？華人應該是比較正確的稱呼。

　但越南人可能說得更好：我們是「船上的人」，我們逃避天災人禍，乘船來到一個地方，安身立命，繁衍幾個世代，但我們的船一直在那裏，直到下一場天災人禍發生，不容許我們再留下了，我們便捨棄一切，不猶豫、不戀棧，上船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