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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
2012/10/02 23:00:29瀏覽161|回應0|推薦3
文化政策,是文化政治學下的思維(轉引)
2012/08/28 15:57:41瀏覽29|回應0|推薦1
廖新田:「現今的文化政策,是文化政治學下的思維,摒棄過去的文化乃是自律發展的想法,把文化運作當作是資源分配、意義正當化與權力的協商,是廣義的政治作為。文化部、公視、博物館等等都是文化政治的機構;而文化元年運動、景美人權園區作品爭議、樂生療養院等等,都是文化政治的抗爭舉措。」

《論壇觀點》:若藝術的核心價值是「生命的感動」、「日常生活的平淡實踐」、「美感的共鳴」與「藝術的世俗超脫」,那麼文化部門應當在文化和政治、經濟之間,找到藝術文化的主體性。文化治理與政治、經濟雖然無法分割,但文化治理需要一個新的「境寓」,一種以文化、藝術、價值為核心的論述氛圍。這個文化氛圍不是排他性的取代了政治權力、經濟資源分配的位置,而是重新找到一個能夠共處的核心位置,一個可以對話或互為主體的包容論述。

其實,藝術文化與政治、經濟體制間存在著微妙而複雜的互動關係。在藝術文化治理場域和網絡中,文化價值、理念經常必須藉由政治權力、法規與制度的運作,以及文化經濟與消費的支撐方能獲得維持。

相對地,所謂堅持藝術文化的主體性意味著,藝術文化則必須滲入政策決策者的思想方式,使決策者處於一定的藝術文化價值氛圍,因而在制訂政治、經貿政策的過程中,經常必須進行文化價值與理念的辯論,而非單純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考量,在不斷互動過程中重新建構一個文化、政治、經濟相互連結體制。

想像力的革命-文化政策再思考

【來源: / 發佈日期:2012/10/2】

在默罕墨德的塗鴉被埃及政府洗去後,引起文化界及政治激進人士強烈關切及討論,特別是回教徒在埃及的文化權議題。藝術家齊聚於開羅大學藝術研究所討論文化政策,抑或是文化政策之闕如。

這場研討會主要希望能提出明確且有效的文化政策,建立文化部及藝術家之間的關係,重新定義文化部的角色,除了督導、評估及公信力之外,希望能連結文化部與藝術界之間的鴻溝。

研討會主席為知名記者及評論家Sayed Mahmoud,埃及的文化議題可溯源於1950年代,文化部初成立。當時的文化部,一如7月革命時,抱持獨裁心態,缺乏意願推動文化事務,只是政府的傳聲筒。文化生產集中化,非主流的文化遭到邊緣化,除了少數幾任文化部長,稍具個人遠見,如Tharwat Okasha。歷經的60餘年,文化部的政策及目標依然曖昧不清,藝術家與文化部的關係始終邊緣化。

舞蹈家及編舞家Karima Mansour則表示,此種疏離關係對於許多獨立藝術家形成阻礙,特別是資訊的不透明化,對於文化生產及展覽等相關規定的資訊取得相當困難。如果藝術家或作家跟政府關係不良,幾乎得不到任何補助或協助,特別是大部分的文化場館或劇院都是公立文化設施,藝術家若是無法展演,能見度等於零。

另外,對於獨立藝術家而言,要取得政府補助更是難上加難,即便是要自己爭取資源,也會被放大鏡檢視。儘管政府對於文化生產的壟斷,但仍有許多優秀傑出的藝術創作是獨立藝術家的作品,且並未受到政府任何補助。
除了政府對於獨立藝術家的漠視外,在埃及文化還面臨另一困境。埃及政府面對的巨大挑戰尚有貧窮及文盲,文化恐怕不算是優先議題。Mansoure更進一步表示,政府忽略了文化其實是軟實力,跟教育一樣重要,甚至可做為經濟手段。但目前文化預算僅佔政府總支出的0.22%。

為了改革埃及的文化發展現狀,開始於2009年推動此一計畫,發動藝術家對於文化部應扮演的角色提出願景。此一計畫的推動成員包含25位由藝術家、社會運動者、大學教授及作家等。此一計畫具極大的象徵意義,過去類似的計畫向來由政府壟斷決策。此項計畫將提出行動方案,並由國會通過後,由文化部負責推動執行。

文化政策的主軸,根據此一計畫,主要以維護埃及的文化認同,將各領域的文化藝術與教育、及經濟發展整合,同時也將民主、自由、人權、主權、透明度、公信力及績效評估等機制化。依據該計畫的推動委員會目標是提升文化預算達到政府總預算的1.5%。從政治、行政、地理上,將文化去中心化,讓公民社能更積極參與文化事務及實踐文化生活,整合社會及政治力量推動文化政策。

歌手Fayrouz Karawya表示,諷刺的是文化政策建議案送進國會的同一天,正好也是國會解散那天。國會中文化事務委員會多數為回教徒,建議案的通過的確引起一番討論,但國會協商的過程本身就是全新的學習。
製片人Tamer El Said表示,革命為此一文化政策改革計畫帶來新血。革命使得社會改革有了可能性,此一改革計畫唯有人民的支持才會成功。但唯一的問題是藝術、文化及文學在社會中的角色逐漸邊緣化。讓社會大眾體認文化政策的重要性之前,必須讓人民藝術到文化及藝術的存在與重要性。另外一大問題則是文化矛盾的藝術家必須面臨回教認同,藝術家是弱勢,缺乏組織或資源以建構共識。對製片人Tamer El Said而言,文化部更像是敵人而非伙伴。
儘管遠景渺茫,與會人士仍然對未來發展表示樂觀,並希望改革能夠持續,因為任重道遠,特別是回教徒敵視文化的態度,恐將持續。但正如主席Mahmoud所言,這是一場凌駕所有一切的想像力革命。

新聞連結

變調的東部永續發展計畫
  • 2012-09-18 01:19
  • 中國時報
  • 【戴興盛】

 去年《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立法,為花東注入四百億永續發展基金,基於立法意旨,該基金希望能為花東奠下永續發展基礎,並規定兩縣政府應先擬定綜合發展實施計畫,在經各界討論與聽證會後,作為該縣未來發展施政的方針。

 然而,花蓮縣政府日前草擬的綜合發展實施計畫,其整體內涵已大幅偏離永續發展方向,令人憂心是否將重蹈離島建設基金不當使用公帑之覆轍。這本計畫書主要的疑慮點如下:

 首先,整個計畫主軸在於發展觀光,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策略,這本是選項之一,但問題在於,發展觀光的爭議手段與急切心態所帶來的負面衝擊。為急速發展觀光,花蓮縣府推出多項大型硬體建設,包括國際賽車場等,多項計畫都充滿不切實際的來客人數與業績估計,姑且不論這些大型建設的環境、社會與文化層面爭議,可預見的是,花蓮日後可能將出現多個閒置的巨型蚊子館。

 同時,一切為觀光又偏重蓋大型硬體的思維,使得幾乎每項計畫都要迎合觀光需求,連文化部門與原住民族發展部門,也都充斥各類「文化館」、「文物中心」、「文化園區」、「部落產業館」、「創意地標」計畫。這個後果是,由於凡事都要迎合觀光發展,因此部落與在地文化社會失去主體性,難怪原住民豐年祭會出現森巴的「混搭風」裝扮。流風所至,文化部門對於如何深耕文化底蘊毫無作為,反而一切跟著觀光與蓋硬體走!而對於最根本的文化措施,如改善各鄉鎮市公共圖書館的計畫,則是分文都未投入。

 同樣嚴重的是,觀光凌駕一切所導致的資源嚴重錯置。例如,國際賽車場前四年計畫經費是三十三億元,相較下,同期有機無毒農業發展經費是二.二億元,試問,是賽車重要(姑且不論是否有人要來花蓮看賽車,以及賽車的社會文化與環境負面衝擊),還是花蓮近八萬農民的生計比較重要?同樣情形出現在形同被放棄的教育部門,該項只列了一個運動產業發展計畫,縣政府似乎認為花蓮的基礎教育已大功告成,不需再努力了。

 對於各界所憂心發展將帶來的交通問題,該計畫嚴重忽略公共運輸的改善方案,仍太強調硬體思維,如拓寬道路(花蓮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而較少思考長遠的低碳人本交通措施。如此將使花蓮繼續走向「拓寬道路、私人運具不斷增加、道路繼續拓寬」的非永續惡性循環之路。

 以上是值得深思議題,筆者呼籲,在計畫定案前中央與地方政府能與民間合作,根據永續準則嚴格檢視各計畫對東部影響,從而為我國公共政策的實施樹立永續典範。(作者為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 在地生活大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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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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