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案例：創意的「設計術」

閒置學校建築的運動空間改造，成為中原啟介收藏美術圖書的展示空間。（攝影／黃瑞茂）

一次次的「大地藝術祭」每隔一段時間就提醒我們「在地球環境時代中，美術的可能性」，直接回應藝術作為中的一種「整合的心智狀態」。暫時稱之為「設計」或是「策展」，這個需要改變「你做社造，我來創作」或是「策展人只是一種藝術行政的操作工作，是替大家服務的」傳統思維，所以策展能力包括論述、創作概念、環境倫理與作品設置的社區（城市）與基地論述，以及一些工程技術上的要求（安全）等等的「計畫」能力。在這個基礎上，藝術與城市或是鄉村世界的互動成為一種交錯前進的可能。

這十年是最壞的時光，從節慶化淪為煙火式活動，口號成為創意的載體，主政者換人也就換另一個口號，背離了節慶的韻律與節奏。這樣的結果除了燒錢之外，還有什麼作用呢？在淚眼中，我們透過種種的努力與突破而留下有影響力的小小作為，稱之為「創意的行政設計」。學習細緻地重新去閱讀這些個案，提出來分享，尋找下一次的機會。這個處境就像收集蓋章的遊戲一樣，在我有限的經驗中我嘗試去捕捉以下的經驗，作為說明，只是不知道上限是多少枚可以換一尊公仔。

以「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為基礎的2005年「第二屆台北市公共藝術節」，在此公共藝術基金操作案例中，開創了一些不同的出口形態，提出了「臨時」與「永久」的概念，擴大了公共藝術的可能性。從過去固定的視覺藝術形態釋放出來之後，詩、文學、音樂、數位藝術與商業攝影等等創作提案形成一個多樣而交錯的網絡，在長時間的社區互動，這些作品連結了社區居民的想像，發展成為不同的藝術行動。特別是從場所（時間、空間與人間）所建構的幾個作品，在低調的設計概念中，逐漸在社區生活行為中發酵。這樣的操作重新界定公共藝術的核心，他們關心「社區轉變了嗎？」超越了單一作品的公共意圖。

在這個計畫中，台北市政府一開始強調公共藝術設置與社區互動的重要性，提出了「先公共，後藝術」作為宣誓。但是，最後在對於蘭州派出所保留與否的爭議中，還是沒有看到政府單位對於社區參與成果的信任，一聲令下將蘭州派出所拆除，同時也將社區過程所累積對於市政府的信任感歸零！但是相關的經驗已經成為案例，擴大了往後在他處的公共藝術的操作可能。

這些操作形態的改變可以說是一次次的縫隙中作戰，在策展團隊與基層行政人員一次次協商與共識中發展出來。再舉「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營運階段為例，經營團隊透過藝術家進駐的「微型群聚」的方式，「以藝術為名」跳開了BOT等等採購法的限制，以經營為目標與務實操作為念的作為下，整備了「園區」的框架，多樣的「藝術家」帶來了多樣態的藝術操作可能，也在「群聚」中鋪陳了公共的網絡，將框架填充起來。這些設施與藝術之間有機的連結，是在一連串的創意行政的縫隙中被孕生出來。

這些點點滴滴的創意遍布在一次次的事件與行動中，其中所勾勒的種種機會，相信已經擴大了「美術可能性」，從跨域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張藝術行動密集分布的生活地圖，這是城市設計的新取向，也是新形態的展覽。

偉大城市不等待！

最近對於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關注已經成為一種風潮，除了邀請策展人來台灣提案參與相關工作之外，也有許多隊伍出發前往越後妻有的大地環境藝術祭進行參訪。去看好作品當然是參訪的重要目的，而在這些旅程中，如果可以將過去五屆的作品做一個時間檢索，更可以在展覽結束之後到下一次藝術祭開展之間，看到這些作品經過時間，對於所在社會的作用。來自於公部門、策展團隊與當地生活者的的社會性轉變已經成為這些作品的一部分。當離開這個地域，迴響仍在！

台灣在政治與社會劇烈轉變的過去30年中，民間與公部門的互動過程中，發展出了許多的論述，或是被吸納成為政策。如果我們將視野拉高一些，階段性回頭去盤整台灣的相關經驗，從真實的世界改變來看，其實是精彩的，看到能量與潛力，也肯定許多人參與其中的創意想像與堅韌的執行意志與能力。而我們所欠缺的是一個可以容納創意而願意自我改造的政府。在這樣的條件下，太快去引用或是一窩蜂地大談一個接著一個國外案例作品或是相關理念，看起來只會再一次過於簡化的回應政治意圖而已。所以我們要提升的不只是論述的編織能力，而是如何進行那些讓編織得以進行的政治環境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