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  2011.4.20

     約瑟夫·E·史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到底有多牛？翻開他的簡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團主席、世界銀行資深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重建委員會主席，包括耶魯大學、史坦福大學、牛津大學等多家知名大學的終身教授，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坊間流傳著一個小段子或許可以說明他在業內的建樹和地位，據說某次美國經濟學家協會召開年會，按規定，到場的經濟學家在簽到時應填寫專長領域一欄，眾人都僅寫了一個經濟分支，但史蒂格利茨大筆一揮，在這一欄寫下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業內也對他這看似狂妄的態度頗為認可，縱觀其發表的論文和著作已經涵蓋了資訊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國際經濟學、金融市場、收入分配、公共財政等諸多主要經濟學領域。03月22日，史蒂格利茨又一次帶著他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和思考來到中國，行程依然分秒必爭，但只要站上講臺，他總願意再多回答幾個提問。

史蒂格利茨堅信，“上帝之手”——被譽為調控經濟繁榮的自由市場，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隨後的接受訪問中，他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希望中國可以避免犯美國犯過的代價沉重的錯誤。”批美政府缺乏魄力：“在船下沉時，歐巴馬只是擺擺甲板上的椅子”時至今日，金融危機對美國的影響依然存在。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不斷上升的失業率仍然是讓美國政府焦頭爛額的問題。美國到底錯在哪裡？史蒂格利茨說：是過於迷信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市場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干預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自由市場的墜落》這本2010年出版的新書中，史蒂格利茨詳細地闡述了關於在這場經濟危機中“誰應該受到譴責”：不應該太過輕率地將矛頭指向銀行家的過度貪婪，而要去探尋是什麼樣的動機使他們這樣做，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就是追求利潤。加上擔保公司、評級機構和投資銀行對市場風險的錯判，甚至是對不良產品的“重新包裝”，最終將美國經濟一步一步推向深淵。史蒂格利茨還指出，很多銀行在以高風險高收益來吸引人們投資的同時，他們有一個錯誤的“精明預期”：如果出現問題，美聯儲和財政部就會出手救援。

而實際情況是：“那時，美聯儲的掌門人格林斯潘和其繼任者伯南克以及其他監管者卻站在一旁袖手旁觀。”本應起到懸崖勒馬作用的政府“看得見的手”在市場監管方面一再失靈。史蒂格利茨表示，雖然歐巴馬政府上臺後希望改變這一局面，開始動用“看得見的手”實施一系列刺激方案，但似乎“沒有收到預期的成效”。2008年11月26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財政部曾向市場投入了高達8000億美元的信貸投入。但兩年後，據美國勞工部今年發佈的報告顯示，2010年，在全美7,820萬個家庭中，12.4%的美國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失業，這一比例高於2009年的12%，而在本輪經濟衰退開始時的2007年，這一比例僅為6.3%。

究其原因，史蒂格利茨表示，初聽起來8000億美元的刺激組合方案似乎數目龐大，但是具體到操作層面，這些錢要分兩年多對一個生產總值15兆美元的經濟體進行刺激和修復，這樣算來，其用來刺激的資金還不及每年GDP的3%。史蒂格利茨對歐巴馬政府的評價是：雖然意識到政府監管的作用，但改革缺乏足夠的魄力，好比“當船快要沉底的時候，歐巴馬所做的只是重新擺擺甲板上的椅子”。

論中國轉變增長方式：“中國可以借錢給美國人，也可以借錢給中國人”在全球經濟一片陰霾的情勢下，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根據國家統計局1月20日發佈的資料，2010年中國GDP增速達到10.3%。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趕超美國”的時間表也成為西方學界樂於預測的一件事。對此，史蒂格利茨坦言，此次危機影響深遠，有些變化註定要發生，具體到中美關係，從購買力水準來看，中國的GDP仍然大約只有美國的一半，“（GDP）要想超過美國，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想接近美國的人均收入，那麼中國要走的路會更長。”同時，史蒂格利茨指出，雖然中國的經濟規模仍然比美國小很多，但是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量卻遠遠大於它向中國出口的商品量，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在美國失業率仍然不斷攀升之際加劇了兩國的緊張關係。

“危機把所有的事情弄得是非顛倒。”史蒂格利茨解釋，中美關係是共生的，中國為美國巨大的財政赤字籌措資金，沒有中國廉價的商品，許多美國人的生活水準也許會明顯降低；當然美國也為中國不斷增長的產品供應提供了市場。但處於大蕭條中的美國人把焦點放在了就業上，大部分美國人並不懂得“比較優勢原理”（指如果每個國家都出口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則兩國間的貿易能使兩國都受益），當發現某國正在趕超美國，他們就會
認為這個國家在做一些不公平的交易並將之稱為“傾銷”。史蒂格利茨做了這樣一個比喻：一夥欠債的破落貴族，憑著借窮人的錢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還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價格買窮人的東西，又嫌窮人的東西太多了，要課“東西太多、太便宜稅”（反傾銷）。

對此，史蒂格利茨的建議是：“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水準，採用出口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經濟增長完全可以依靠內需和國內投資來完成。”更具體地說，史蒂格利茨表示：中國目前是提供資金的商家，也就是說，中國為那些購買其商品的人們提供資金，如果說原來是借錢給美國讓其購買自己的商品，那麼現在中國可以借錢給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更可以借錢給自己的國民來購買自己的商品。他認為，中國在確立新增長模式時必須考慮這些問題：一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注重社會公平，應該惠及更多的人。如果財富增加了而人民的生活水準沒有得到提高，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裡，這樣的增長是不正常的；二是經濟增長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環保，如果經濟增長了，而環境受到破壞，這樣的發展模式也是有問題的。“這實際上是讓今後的社會、政府、百姓分擔了得利者破壞環境的成本。”史蒂格利茨說。

         史氏箴言

中國在過去30年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不斷採用新的策略和政策。而世界在變化，中國的國情也在變化，因此需要新的模型。中國‘過河’已經過了一半了，也正因為這樣，我們可以對‘河對岸’看得更加清楚。

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社會保障體系被弱化了，有時弱化得比建立的速度還要快。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建立覆蓋全國的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公共醫療體系，建立高效的國家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國家失業保險體系，以減少人們的‘謹慎性儲蓄’，刺激國內消費，是當務之急。

與其說我擔心通脹，不如說我更擔心政府對通脹反應過度，做出很多愚蠢的決策。現實情況常常是政府出臺應對通脹的政策，反而導致勞動力、食品、石油價格都不斷上漲，通脹也因此加劇。中國政府需要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發揮作用，不能夠完全依靠地方財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來解決問題。如果中國完全模仿美國模式，把教育、醫療這類公共服務市場化，那將是一個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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