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6 江文瑜／台大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初夏的五月底六月初，台灣迎來AI晶片界Nvidia的CEO黃仁勳到訪，他所到之處，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引發全台媒體熱烈報導與民眾熱切討論，整個社交媒體幾乎都被黃仁勳新聞洗版，連外國媒體如路透社以「仁來瘋」來形容，而CNN也使用Nvidia Mania （輝達狂熱）的精準譬喻來形容黃仁勳這種「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鎂光燈聚焦狂潮。而我關注的是，他在受訪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台語，也成為這一波「仁來瘋」的重要焦點。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大概是台灣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有這麼國際級的重要人物將台語帶上媒體檯面，忽然間台語聽起來顯得異常親切而重要。然而，如果黃仁勳從小並未移民到美國，只是在台灣受教育，並接受「國語政策」下的教育，那麼長大後的黃仁勳今天會如此有自信而歡喜地公開說台語嗎？

台灣人的2次「國語運動」

因此，我們有必要先來回顧一下「國語運動」的一些關鍵影響。台灣人經歷了兩次史上大規模的國語運動，分別在日治時期與國民黨來台後的殖民時期。如果以一九九二年算是台灣開始真正實行民主的時間點作為第二次國語運動的結束點，兩次國語運動加起來的時間接近一百年。這一百年，台灣寫下全人類經歷超級大型的兩次國語運動的獨一無二歷史紀錄。其他國家雖也曾有過兩次不同國家的外部殖民歷史，但他們並沒有經歷如此大規模而有計畫的國語運動。「國語」是個近代概念，始於十九世紀的德國以「一個民族一個語言」的概念，要透過國語統一國內的各種不同方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向德國學到這個概念，並帶回日本，之後再把這個概念帶到台灣。而中國國內由於語言甚多，清國末期的一些人士當時受到日本本國國內國語運動的影響，開始倡議要有國語。一九一一年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延續「國語」概念，推動國音的統一，並以北京語的發音為標準。然而，由於長年內亂外患不斷，因此國語在中國的推行基礎還沒穩固，中華民國就於國共內戰中失敗，流亡到台灣。

兩次的國語運動，都是殖民者試圖把「民族語言」的概念帶入殖民體制。兩次國語運動表面上都以「語言溝通」為檯面上的目標，實則最終的目標是透過語言將台灣人分別形塑為虛構出來的「大和民族／日本人」、「中華民族／中國人」。不同的是，日治時期的國語運動進程較為緩慢，分為安撫時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皇民化時期，只有到皇民化時期才開始更嚴格執行，而本土語言都還存在家庭的範圍。但國民黨的國語運動卻從一開始就激烈而雷厲風行，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廢除報紙與雜誌的日文版，台灣人瞬間淪為（半）文盲，頓時失去吸收資訊的主要管道。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政府更是在台灣全面禁止使用日語、禁止日語唱片，台籍作家被剝奪創作能力，而有些人甚至被迫停止創作。

二二八事件後的失語困境

可以說，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後面臨「失語」的歷史困境，這個「失語」不但是實質上的失去當時台灣人使用的日語，更是「失去發言權」的譬喻，從此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與後來的白色恐怖發生之後的長時間裡，變成「沉默的存在者」。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黃宣範名譽教授在他所著之《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書中第四章提到：「一般人無法想像從日語的世界，突然在旦夕之間轉到北京話的世界，需承受多少心理上精神上的創傷、苦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