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19

國家利益來自國家認同。我們必須先知道我們是誰，才會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麼。

──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台灣人認同」不是理所當然存在，也不是與生俱來，這幾年，開始出現了緩慢衰退的跡象。在新聞的流動中，其實已經浮現若干值得警覺的線索。包括土生土長高雄人成為中共十九大黨代表；太陽花獨派學生赴中國就業；共諜事件頻傳；中國加碼拉攏台灣年輕人和創業家、福建省宣布招募千名台灣教師等。更怵目驚心的是，一個長期觀測認同趨勢的民調，測出了令人冒冷汗的警訊。

根據政大民調中心對台灣人認同所做的民調顯示，「台灣人認同」從二○一四年的最高點六十．六％降至二○一七年的五十六％；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雙重認同，則從二○一四年的歷史最低點三十二．五％上升至二○一七年的三十六．六％。換句話說，過去四年間，台灣人認同衰退了四個百分點。

嚴肅面對認同流失

為什麼會這樣呢？首因當然是馬英九的傾中政策和統派媒體的推波助瀾，讓中國因素躍升成為顯性，而台灣主體意識退居隱性。然而弔詭的是，二○一六年蔡執政一年半以來，台灣人認同竟然不進反退？其中因素就值得探討。

首先，蔡總統就任時宣示「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其實就預言了蔡政權和民進黨會往「中華民國體制」積極靠攏。民進黨重返執政後，始終缺乏向人民訴說歷史真相的勇氣和實踐，不斷退化到「一中法統」的中華民國憲法和體制，最後只是讓台灣社會更加模糊化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區隔。也就是說，蔡政權和民進黨不斷合理化、合法化中華民國體制，同時，在台灣認同的國族建構工程又顯得漫不經心和怠惰，一進一退之下，該如何期待「台灣人認同」會與日俱增呢？

再者，蔡政府相關部會和民進黨各縣市政府，對台灣國族認同的建構工程不夠積極任事。拚經濟很重要，但是讓台灣認同極大化形成「台灣熱」，才能成為壯大社會動能的驅動引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將宣揚「台灣認同和認識鄉土」視為「堆柴火」的國族認同運動，人民自然會在「堆柴火」的集體氛圍中找到自己鄉土的特色和創造力，以及自我的價值和信心，進而成為產業再造與區域再生的動能。這是一種從在地文化、國族信心到創新經濟的路徑圖，各國都有許多成功的案例。

台灣人認同的歷史軌跡

當蔡總統和民進黨以趨近中華民國體制的維持現狀，企圖維持某種看似團結的假象，事實上不但沒有化解島上的兩極衝突，甚至讓「台灣人認同」呈現隱形化和緩步退化的現象，令人擔憂。

試問：如果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在一中法統的中華民國體制內論輸贏，這兩個黨的差別在哪裡？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認同」的兄弟黨，和台灣土地格格不入，民進黨的「台灣認同」主張何以不敢大張旗鼓地去訴說、去建構？國家正常化的國家論述和實踐為何必須遮遮掩掩？民進黨已經被國民黨逼退到「中華民國」的論述窘境，這難道是一種民主進步嗎？

再強調一次，台灣人認同不是與生俱來的。台灣歷經多次殖民統治，特別是日本和中國國民黨的殖民統治，都讓台灣人認同陷入嚴重的錯亂。雖然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是台灣人認同依然不夠強韌。根據陳翠蓮教授的研究指出，「台灣人認同」的第一次覺醒是在日本殖民統治的一九二○年代；戰後歷經中國國民黨的「再殖民」威權統治之後，台灣人再次受到極大的扭曲和傷害，同時也讓台灣人深刻體認到外來政權的不可信賴，最終覺悟必須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來，此時台灣人的國族意識才終於開始形成。這是第二波「台灣人認同」的覺醒運動，最終促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政治民主化運動。

然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的「再殖民統治」，透過文化傳播和教育等手段企圖將台灣人改造成為中國人，這種影響既深且遠，造成中國人認同與台灣人認同的雙重矛盾糾纏至今，成為國家認同錯亂的肇因，也成為台灣要邁向正常國家的最大阻礙。

認同建構不是請客吃飯

台灣人認同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國族認同的建構不是請客吃飯，民進黨的政治菁英們如果想的只是「下一次選舉」而忽視建構台灣人認同的基樁工程，到頭來這種搖擺狗政治恐怕會慘遭唾棄，也會讓台灣陷入更深層的危機。

台灣人認同也絕對不是與生俱來，這是一種動態前進的建構發展。誠如杭亭頓所言「單靠意識形態或公民意識無法長久凝聚一個民族；除了意識形態，還需要更濃厚的要素來加以支撐，諸如共同情感、歷史記憶、語言和文化等。」

國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建構，需要我們去重視它、推動它、豐富它，年輕世代才會找到立足台灣的熱情，以及做為一個台灣人的驕傲；不重視它，認同就會宛如海水悄悄退潮；然後，等著被中國磁吸。蔡政府務必警覺、警覺、再警覺！（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