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11 李敏剛／匈牙利中歐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根據Müller的講法，一部良好的憲法，固然是建基於規範性的價值，如對人的尊嚴的平等尊重；但是，無論是價值還是憲法條文本身，都需要依賴人的詮釋。憲法所體現的道德意義，需要閱讀者的理解、重構和內化。因此，即使如史騰貝爾格所言，我們假設憲法確有道德意義（哈伯馬斯認同這個出發點），這個道德意義可能人言人殊──怎樣才叫給予人的尊嚴平等的尊重？這些道德出發點應該指向什麼的法律和政令？人們會有不同的回答，因而可能並不存在權威性的答案，這即所謂的公民之間合理的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

我們沒有理由假設憲法法院的法官比我們有更敏銳的道德感，儘管司法訓練或許令他可以更清楚地論證自己的立場。所以，假如我們希望公民真正重視憲法的道德意義，並內化這些意義的話，憲法一定要是一部開放的憲法。也就是說，人們可以並且應該提出不同的詮釋，在公共領域互相爭辯討論，必要時還可以民主決策修改憲法條文。

換句話說，真正作為公民忠誠和團結之焦點的，不應是憲法本身，而應是這樣一種道德理念：我們都願意公開地討論，真誠地追求及證成如何達致政治上的正義，並且視大家為平等的對話者，即使我們之間有難以解決的分歧。我們願意承認和尊重這些分歧，不會因這些分歧而離開或訴諸暴力。

正義與忠誠

哈伯馬斯認為，憲政愛國主義是一個倫理上自我澄清（ethical self-clarification）的過程。我們會漸漸認識到，對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忠誠，不是因為我們同文同種、「我是德國人」，而是因為我們有著對正義的共同追求。我們固然是在共同的文化之中風雨同路，但這些歷史本身並不構成我們的公民身份或忠誠基礎。反之，是我們的共同經驗和歷史，界定了我們所屬的共同體所要一起面對的正義問題。正因為我們視追求正義作為我們合作的共同目的、視我們曾對正義有過的堅持為一種共同的成就，我們才會對這個共同體有正當的歸屬感。這才是我們忠誠或愛國的理由。

換句話說，我們對政治共同體的歸屬感，有其歷史的向度，但終歸是向前望的：我們希望成為怎樣的人？歸屬感並不是基於對共同過往的神話化，以及對這個歷史敘事的自豪（pride）；反之，憲政愛國主義認為，我們應該儘量真誠面對共同體過去的歷史，尤其是那些不公義或道德有虧的過去，並為之而爭辯。這樣我們才能更清楚自己的盲點，讓自己在未來做得更好。

Müller認為，這是憲政愛國主義和一切的國族主義──即使是所謂的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決定性區別（但也有哲學家不同意，而把哈伯馬斯的主張視為公民國族主義的一種）。憲政愛國主義主張的，是道德原則或正義對公民的身份認同的轉化（transformation）。正義的概念是忠誠的核心：我們視共同體為一同追求正義的社會合作，因此我們才願意為之犧牲。

少數派的正當性

Müller詮釋的憲政愛國主義有這樣一個獨特之處：它尊重少數人（minority），無論是少數族裔，或是對何謂正義之政令或法律持不同觀點的少數人。憲政愛國主義追求的，是提供理由來得到這些失敗者的認同（losers’ consent）。少數人不會被迫接受多數人的觀點，他們不需要承認自己是錯的，他們的公民身份不需要被多數派「道德／文化審查」。

他們仍然可以從民主管道批評甚至扳倒多數派的觀點：譬如說透過公共評論、透過下一次的民主選舉、透過司法覆核，甚至是透過公民抗命。他們需要尊重的是整個憲政文化，即大家都是自由而平等的真誠對話者。少數心應該被尊重為正當的反對派（legitimate opposition），而不是（主流）人民要征服或清洗／清算的敵人。

Müller指出，正因為憲政愛國主義把「正義」放在公民歸屬感的核心，少數派才會甘心接受多數派的正當性。對憲政愛國主義來說，民主政治的目的是公民共同的道德轉化、趨向更正義的社會。即使是少數派，人們仍可以依賴道德語言──而不僅僅是鬥人多或訴諸暴力──來作為批評多數派的基礎。正當的愛國者有責任傾聽不同意見者基於正義的訴求，並真誠對話，即使他們是難以撼動主流位置的少數人。

開放的忠誠

Müller認為，一如很多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憲政愛國主義也有盲點，就是沒有處理「誰是共同體成員」的完滿說法。它多少默認政治共同體現有的邊界，重視的只是在這個給定的共同體之中，公民對（民主）政治的忠誠應該有怎樣的道德結構。但誰可以加入共同體？用甚麽標準來衡量？

Müller承認，憲政愛國主義只主張不能以文化認同或種族來設限。只要有能力並願意參與到民主政治之中的人，都應該有公平的機會。形形色色的國族主義往往可以給出更具體的說法，雖然並不一定有正當性。

我想，或許這恰恰是憲政愛國主義的弱點，也是其優點所在：恰當的政治忠誠的道德核心，應該在於對他者和異見者有盡量開放的心靈──儘管這可能正是對人性最為艱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