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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13 03:28:03瀏覽787｜回應0｜推薦0 | |
當前的政治問題及其發展方向 對當前中國這種“共治式威權體制”存在的問題，已有了許多研究和論述。歸納起來，應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國家政治的統一性有所減弱，壓力型體制及增壓體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表現在：1．中央自上而下施壓，導致的是壓力的轉移，而不是壓力的消解，而且壓力最終還是轉移到中央。2．中央在信訪問題上自上而下施壓，不僅不能消解壓力，反而會增加壓力，而且增加壓力的最後著力點也是中央自己。3．我們姑且稱之為“地方政府悖論”：既看不到對本地人民負責，也看不到對中央政府負責。4．因此，中央在信訪問題上自上而下施壓，本意或許是讓地方政府在本地平息民怨，結果卻很可能是引火焚身，使民眾產生反體制的思想和行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變，政府行政體制的運轉也從“動員體制”逐步轉向了“壓力型體制”。我們所有重要的問題都是按一票否決來考慮的。如果做不好，就否決官員的政治前途。在這個過程中，如上所述中央的很多政令卻是不通的，上面講的和下面做的是兩回事。這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僅簡單地表現為壓力體制，還表現為增壓體制，即表面上中央具有很高的權威，但卻導致壓力的轉移，並且最後的著力點也是指向中央。這一特徵在信訪和截訪中表現得最為突出o。這就是威權體制下的壓力機制所帶來的政治後果。有些人講，威權體制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它可以辦大事，但它同樣可以辦假事。 第二，各級領導人的自利化趨勢明顯，政治家缺失，政治領袖的權威流失。 對於各級領導人的自利化趨向，已是司空見慣。他們的自利行為使他們只想到自己的利益，這可能符合制度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真正的政治家，具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或核心價值，他不會在意眼前的各種困難、誤會，甚至攻擊和人身安全，而是百折不撓地追求理想；不會成為財富或權位的俘虜，而是有一條很清楚的道德倫理底線，有感動人的“精神的力量”和“人格力量”，有領導能力和高瞻遠矚，意志驚人，果敢堅定。他可以使我們的社會發生某些重大轉折。威權政治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必須有一個政治領袖。但是中國現在沒有一言九鼎的威權領袖。而呈現為“共治”式的態勢。沒有英雄的威權，其政治領袖要承受更多的壓力。 第三，權力資本化趨勢更為明顯，經濟強勢集團對國家政治的非制度性影響加強， 社會大眾的政治影響力持續衰減。威權政治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出現了更多的腐敗。中國現在“權力資本化”的問題已經非常明顯。“權力資本化”指的是國家公務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和家庭(親友)或者為與其有關的利益共同體謀取特殊權益，最終為其帶來金錢上的收益。中國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及社會科學院曾有一組調查發現，在中國財產超高1億元人民幣的富豪中90％為高幹子弟。（註1）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資本權力化”。“資本權力化”指的是個人或者利益團體為了謀取更大更多的利益，或者保護其個人以及利益共同體的既得利益，利用手中的金錢(資本)為其個人或者代理人謀取政治利益，從而實現資本的保值和增值。權力與資本的相互轉化在目前中國的威權政治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中國許多政治學家、社會學家通過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威權政治下腐敗是難免的，中國社會在轉型中是沒有辦法克服腐敗的。筆者認為，關鍵是要適度的一定範圍可控的腐敗。 第四，制度化的公民參與管道和方式不能適應新技術的發展。 新科技的發展使威權政治受到了挑戰。據統計，截止 第五，民眾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認同流失嚴重，群體性事件增加，反體制傾向增強。根據中國國家有關部門公佈的資料，最近十年來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在迅速增加。全國範圍的群體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後幾年幾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1999年總數超過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4000宗，2006年達到90000宗，其中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維權性事件約占了全部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75％以上。2005年全國農村共發生群體性事件30300多起。其中因土地引起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約19700起，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以上。 這其中有許多像甕安事件類似的事件，我把這些事件稱為社會洩憤事件\。從對某個領導人的不滿開始，逐步過渡到對制度的不滿，對國家共同體的不滿。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大衛·伊斯頓在《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一書裏說，當局、典則、共同體三者，有一不合法性層次，“當局”的合法性層次最低。譬如，在美國，對政治不滿，常常換個領導人就了事。尼克森水門事件和克林頓拉鏈門事件發生了，很少有人批評美國民主制度。而在中國，很多人不滿個別領導人，就很容易轉型對整個政府體制的憤怒，威脅到對國家共同體認同。由於司法制衡制度的不存在，地方政府只要討好最高當局。領導人常常很難承擔政治責任。因此，在一定意義上，無論是家長式威權整體，還是共治式威權政體，都難以避免種種悲劇色彩。 面對中國目前的這種政治狀況，執政者會如何辦和能做些什麼呢? 現實越來越多的表明，執政者正在向一個“法治式的威權政治”努力，以改變政治增壓機制，增強政治治理的有效性。這包含以下幾個特徵：【1】一黨執政，多黨制衡；【2】黨政有限區分；【3】強調領導集團內部的民主；【4】政治職務實行任期制；【5】權力的轉讓以有限選舉的方式進行；【6】執政集團的政治行為受到憲法和法律的制約；【7】強調政治合法性來源於民意；【8】重視司法獨立在政治文明建設中的作用；【9】承認公民權利，政治制度性參與擴大。毫無疑義，這種“法治式的威權政治”與民主憲政政治並不具有完全的同構性，但執政者的這種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如何才能實現“法治式威權體制”這樣的目標呢?在我看來，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角度出發，目前的一個重要選擇應以縣級政權改革為突破口，建立自治性縣政體制，改變目前的權力來源和責任體制；以強化國家的法制為基礎，建立司法制衡制度，重構民眾對國家權威的認同。（註2） 這首先在於，從中國縣級政權的實際情況來看，到2005年底，中國共有2860個縣級行政區劃，其中市轄區856個，縣級市369個，縣1463個，自治縣117個，旗49個，自治旗3個，特區2個，林區1個，人口總數達9．1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70．24％。全國縣域經濟的地區生產總值達8．81萬億元，占全國GDP的48．10％。全國縣域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9470元，是全國的67．5％。這樣，由於縣在中國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殊地位，作為聯繫國家與社會的橋樑和紐帶，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它必將引起國家決策者的更多關注。 其次，建立自治性縣政體制，改變目前的權力來源和責任體制，重構縣級黨政領導的激勵體系，使之保障縣級黨政領導的個人利益與本地人民利益和國家全局利益基本一致。地方自治原則建立的縣域政治，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重新對縣政領導進行政治定位。建立縣域政治的關鍵是建立政治授權程式，使縣政領導獲得實在的政治授權，同時讓他們負起剛性的政治責任。建立了剛性的政治授權程式，縣域政治才可能常態化、職業化。建立了縣域政治中剛性的政治負責制度，使在縣域政治中決策和行政失當的縣政領導必須付出個人的代價，無法托庇于幹部流動，縣政府才會建立公信力，才有可能成為既對本縣人民負責又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地方政治自治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充分發揮地方政治精英對地方政治的主導作用。也就是說，就是要用地方之人，接地方之議，管理好地方之事。如果具體到制度層面的要求。就是要改變目前縣級政權的異地為官和任期制度。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上來講，民眾參與和責任政府是地方政府發展的方向。就縣政改革而言。其目標就是在地方自治原則的基礎上，努力實現縣級政權既向上級負責也向縣域居民負責而主要向縣域居民負責的轉變。這是縣域經濟發展和建設新農村的需要，是構建和諧城鄉社會關係的需要，對於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就此而言，縣域經濟問題也是縣域政治問題，只有建立和完善有利於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縣域上層建築，即縣域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才能為縣域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提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也才能建設好民主、法治的現代國家。 最後，建立司法制衡制度，重構民眾對國家權威的信任，把國家政權的認受性(合法性)建立在保障程式正義的法治基礎上。審判權力的地方化，影響了國家法律實施方面的統一性，影響到了司法獨立，使法官的公平和公正執法沒有充分有效的法律保障；導致或助長了審判和執行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因此，我主張在強化縣級政權的自治性的同時，應加強審判權力的中央化和垂直管理化。這實際上是一種司法制衡原則。它處理的是中央政治的統一性與地方政治的特殊性關係，它要求國家司法與地方政權分離，人和物脫離地方政權，實行司法人員流動的回避制。把縣市一級的法院和檢察院收到省一級，讓縣一級的司法獨立起來。（註3） 當然，這些主張只是政治現實主義在操作層面上的表現，需要再一次表述的是，法治式威權體制只能是過渡性，理想目標和方向應是民主和憲政。 （註1）中國富起來的都是什麼人？ http://blog.udn.com/teddy5422/3755524 （註2）中國民調：寧信妓女不信官員 http://blog.udn.com/teddy5422/3205450 （註3）台商痛失4.8億元： 中國司法的腐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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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兩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