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先生提出“儒教是教”說不久，荊州師範專科學校的李國權和何克讓、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崔大華和北京大學的馮友蘭等先後著文表示質疑和批評。最早對“儒教是教”說提出批評的是李國權和何克讓。【1】李國權和何克讓在《哲學研究》1981年第7期上發表《儒教質疑》一文，向“儒教是教”說提出挑戰。他們針對任繼愈的上述觀點，著重闡述了下面幾點：（1）孔子的天命觀不是對殷周天命神學的繼承，而是對它的懷疑和否定；（2）“儒教的二次改造說”不能成立。董仲舒的唯心主義和迷信不等於宗教，宋明理學所標示的不是“中國儒教的完成”，而是“中國哲學發展的前進運動”；（3）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而非“儒教的教主”，更非淩駕於一切之上的“神”。此後，【2】崔大華在《哲學研究》1982年第6期上發表《儒教辨》一文，繼續對“儒教是教”說展開批評。其主要論點如下：（1）孔子所繼承的不是“殷周的宗教思想”，而是“周人的倫理道德思想”；孔子宗教觀念淡薄，其理論取向是“倫理”的，而非“宗教”的；（2）儒家學說作為一種倫理思想體系，其從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學的發展，不是“造神運動”；（3）宋明理學雖然受到佛學、道教或道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但是其理論核心仍是儒家傳統的倫理觀念，而非作為宗教思想本質特性的“神”和“彼岸”的觀念；它既不是宗教，也不具有宗教屬性。【3】馮友蘭在1982年發表的一篇題為《略論道學的特點、名稱和性質》的論文中著重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批評了任繼愈的“儒教是教”說。其主要觀點如下：（1）任繼愈從形態學上考察儒學，從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所具備的東西，宋明理學也“應有盡有”，推證出宋明理學是宗教，是儒教的完成，這種論證其實是一種“丐詞論證”。“天地君親師”中的“君親師”“顯然都是人，不是神”，孔子及其祖先和後裔“總是個人，沒有什麼神秘”。“儒家所尊奉的五經四書，都有來源可考，並不是出於神的啟示”。（2）任繼愈以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論證儒學之為宗教，其要害是“把董仲舒和道學（儒學）混為一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目的論是宗教”，但是，儒學或道學的本質是“反宗教”，“所以道學的道統論中不列董仲舒，認為孟子死後，道學就失傳了。”（3）應當區分“教化之教”和“宗教之教”。“中國本來所謂三教的那個教，指的是三種可以指導人生的思想體系，這個教字，與宗教這個名稱的意義不同。”

    除李國權、何克讓、崔大華和馮友蘭外，張岱年的《論宋明理學的基本性質》（《哲學研究》1981年第9期），王瑞來的《孔子天命觀新探》（《哲學研究》1982年第2期），曹錫仁的《論儒家思想的基線問題》（《哲學研究》1982年第4期），張智彥的《關於“儒家是否演變為儒教問題”的討論》（《哲學研究》1982年第6期），蔡尚思的《孔子思想問題的百家爭鳴》（《哲學研究》1983年第2期），林金水的《儒教不是宗教：試論利瑪竇對儒教的看法》（《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以及李錦全的《是吸收宗教的哲理，還是儒學的宗教化》（《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等，也都以這樣那樣的形式涉及到“儒教是教”說。

    對於李國權、何克讓、崔大華、馮友蘭等人的質疑和批評，任繼愈發表了《儒教的再評價》（《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2期）和《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文史知識》1988年第6期）等論文予以回應，並對有關論點作出了進一步的闡述和說明。其主要觀點可以概述如下：（1）儒家思想是“以三綱五常為基本內容的宗法思想”，宗法思想本身雖然不是宗教，但被宗教化和神聖化後就變成了宗教，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即是一種宗教化了的宗法思想，即是儒教的雛形；（2）宋明理學雖然以儒家的封建倫理綱常名教為中心，但它實際上卻是一個宗教、哲學、政治準則和道德規範四位元一體的論證嚴密、規模宏大的宗教神學體系，是“中國中世紀經院神學”的完成形態和典型形式；（3）宋明理學的“天理”即是對“三綱五常”的“異化”和神聖化，即是一種非人格神；（4）儒家雖然不重視個人的生死問題，但是卻十分重視“家族的延續”；祖宗崇拜乃儒教“崇拜的核心”；儒教以家族延續來解決生死問題，與佛教藉“涅槃”和基督宗教藉“信仰耶穌這位‘上帝的獨生子’”來達到不生不死境界和“永生”，殊途同歸；（5）“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儒教即是“一種中國自己培養起來的宗教”，一種“只有中國才能有的宗教”，一種“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而所謂儒教其實也就是“多年來人們習慣地稱為理學或道學”的那樣一種“體系”。

    “儒學是否宗教”之爭的開始階段的貢獻主要在於下述兩個方面：一是鮮明地提出了“儒教是教”這樣一個事關中國傳統哲學和傳統文化基本性質的重大問題；二是論戰雙方各自擺開了“戰場”，提出並初步闡述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從而為進一步的深入討論作了鋪墊。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種論戰尚具有一些明顯的局限性。由於受多年來學術研究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的影響，許多說法還保留了“極左思潮”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陳跡。例如，有人在批評“儒教是教”的論點時，強調唯心主義和迷信不等於宗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倘若把這種區分建立在否認宗教對社會有進步作用基礎之上，似乎就有點勉強了。15另外，由於論戰剛剛開始，許多問題尚未引向深入，甚至直接相關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未得到統一或澄清。例如，對於“儒教是教”中的這個“教”字即明顯地存在有歧義。對於上述爭論者來說，對這個“教”字至少作了三種詮釋。一是將儒教的“教”字解釋為儒家“教育”，與《中庸》的“修道之謂教”和《孟子》中的“教亦多術矣”中的“教”大體相當。二是將儒教的“教”解釋為學說或思想體系。在這種意義上，儒教亦即儒學。三是將儒教的“教”解釋為“宗教”或“宗教的本質”。當任繼愈講“儒教是教”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教”這個詞的。既然如此，進一步擺脫學術研究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的束縛，進一步深層次地探討相關問題和相關概念就是一件在所難免的事情了。於是，“儒學是否宗教”之爭便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高潮階段。

“儒學是否宗教”爭論的第二個階段大體可以說是從1998年《文史哲》組織的筆談開始的。誠然，在從1988年至1998年的十年時間裏，關於“儒學是否宗教”的爭論並未停息，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例如，在對“儒教是教”中的“教”的理解和闡釋方面，牟鐘鑒在《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試探》（《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何光滬在《中國宗教改革論綱》（《東方》1994年第4期）一文中，李申在《關於儒教的幾個問題》（《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謝謙在《儒教：中國歷代王朝的國家宗教》（《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年第5期）一文中，都曾做過一些積極的貢獻。但是，總的來說，這個期間的討論還不夠系統和深入，而且參與的學者還不夠多，討論的規模還不夠大。這種狀況至1998年有了根本的改變。先是1998年，《文史哲》編輯部組織了全國性的關於“儒學是否宗教”的筆談，緊接著，2001年，“孔子2000”網站組織了全國範圍的關於“儒學與宗教”的討論，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與《中國哲學史》編輯部聯合舉辦了全國性的“儒家與儒教”的學術研討會，把“儒學是否宗教”的討論推向了高潮。

    1998年，《文史哲》編輯部組織的“儒學是否宗教”的筆談規模比較大，規格也比較高，有關領域的大陸知名學者，如張岱年、季羨林、蔡尚思、郭齊勇、張立文和李申等，都應邀參加了這次筆談。這次筆談討論的主題主要有三個：（1）儒學是“學”還是“教”？（2）如果是“教”，那麼，它是“教化”之“教”，還是“宗教”之“教”？（3）如果是宗教，那麼，它是湯因比的“是指一種人生態度”的宗教呢，還是蒂裏希的“就最基本的意義而論”“是終極的關切”的神學信仰體系呢？北京大學的張岱年曾經持儒學只是哲學不是宗教的觀點，但是後來他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他在這次筆談中說：“對於宗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對於儒學，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對於儒學是否宗教，可以有不同的觀點。根據對於宗教的一種理解，可以說儒學不是宗教；根據對於宗教的另一種理解，也可以說儒學也是宗教。”基於這樣一種立場，他將儒學界定為“一種以人道為主要內容、以人為終極關懷的宗教”。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則一方面主張“‘教’即宗教”，另一方面又主張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待“儒學”或“儒教”。他認為，正如“佛教經歷了一個由佛學到佛教的歷史發展過程”一樣，儒教也經歷了一個“從‘儒學’到‘儒教’的歷史演變的過程”。復旦大學的蔡尚思主張“儒學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武漢大學的郭齊勇則沿著杜維明和秦家懿的思路，強調儒學的宗教性。他斷言：“中國傳統人文的道德精神是具有宗教性的，其特點是內在與外在、自然與人文、道德與宗教的和合。”儒學不是宗教，但是，它卻“具有宗教性的品格”。我們可以說它是“人文教”，“此‘教’含有‘教化’和‘宗教’兩義。”中國人民大學的張立文認為，儒學不僅“有很深厚的天命的宗教根基”，而且“具有終極關切和靈魂救濟的內在超越的品格和功能”，因而其自身“已具備精神化宗教的性質（或稱其為智慧型宗教）”。他強調指出，能夠達到對儒學之為宗教或具有宗教性的認識，關鍵在於超越西方文化中心論。“如果我們超越體制化宗教的標準來看精神化宗教，換言之，超越西方基督教為衡量一切宗教的標準，那麼，中國古代就存在著宗教的傳統。”至於所謂“教化”之“教”與“宗教”之“教”的區別，張文則認為是“人為”的。“因為任何體制化或精神化的宗教都具有教化的功能，並一直發揮著教化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申研則進一步強調了“教化之教”與“宗教之教”的統一性，宣稱“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李申認為，教或教育有兩種，一種是世俗的教育，一種是宗教的教育。儒者的教化，從董仲舒到朱熹，所行的是“作為宗教的儒教的教育，而不是普通的世俗的教育。”因此，他的結論是“儒教是教化之教，這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

（作者簡介：段德智（1945—），男，河南輝縣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唯理論和經驗論，死亡哲學，主體性哲學，宗教學原理和中世紀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