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盛世，還是亂局？

    在西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 18日，對重慶市萬州區而言，都是一個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來，千年古城的每年這一天，人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興。可到了 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樣了，這座風光旖旎的江城，風雲突變，龍吟虎嘯，爆發了一場震驚全省的事變。這天下午1時許，「棒棒」（挑夫）余繼奎途經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擔碰到背後的一位婦女曾慶容，曾慶容隨即上前打了余繼奎一記耳光，繼而其夫胡宗權又奪過扁擔連續毆打餘繼奎的雙腿，意在斷了這個挑夫的生路。路人實在看不下去，勸其莫打。但胡桀驁不馴，說：“我是房地局的局長，打死他也不過賠20萬！”周圍群眾一聽胡是局長，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濺入汽油桶，立即烈焰沖天，將胡、曾夫婦團團圍在眾人的怒火中，一時交通為之阻塞。
    不久，警方來到現場。警員只簡單盤問了“局長”夫婦幾句，未給說法，未予公斷，就強行驅散民眾，將“局長”夫婦保護性地帶上警車，絕塵而去。民眾認為這是官官相護，愈加憤怒。於是人群越聚越多，外電報導約有三四萬人，一擁而去包圍區政府大樓，高呼口號，示威抗議，要求交出打人兇手，給予嚴懲。警員和政府工作人員在慌亂之中，立即組成人牆，阻止人群衝擊政府。示威民眾用磚頭瓦塊砸向政府大樓，並且推倒和焚燒數輛警車。事態甚為嚴重。萬州區委領導召開緊急會議，成立前線指揮部，啟動突發事件處置預案。公安部門隨即抽調大批警員，保護黨政機關及重要場所。稍後，重慶市委書記以及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學習的萬州區委書記也分別接令火速趕至萬州。當晚，萬州區常務副區長發表電視講話，承諾一定查明真相、嚴懲肇事者。入夜，當局開始清場，數千防暴員警全副武裝，驅散大樓前和廣場上的人群，事態逐漸得以平息。官方媒體對此事件只作低調報導，並稱聚集民眾只有千餘人。對官方的統計，民眾早會折算，有道是：“報導好事，要打對折聽；報導壞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眾只有“千餘人”，何必動用“數千防暴員警”？以至當地警力不足，還緊急從周邊縣市調派軍警？如果積聚的民眾只有“千餘人”，怎會定性為“突發性 大規模群體事件”？
    但凡國內出現大小民變和騷亂，當局都說民眾“不明真相”。上一世紀後30年，在天安門廣場出現的兩次震驚世界的政治大動亂，也說廣大群眾“不明真相 ”。可毛澤東諄諄教導我們，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麼一出現群體動亂，群眾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實民眾是心知肚明，只是當局在掩蓋真相，掩蓋 “官民衝突”的真相，害怕民變所透露的國不泰民不安會有損“盛世”形象。萬州民變鬧得如此之大，起因則甚小，路人無意相碰這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國任何一個人口比較密集的城鎮，每時每刻都會發生；而且絕大部分都無需民警調解，便會自行平息。可是萬州的這樣的小事何以會演變為非動用數千軍警才得以平息的民變呢？主要原因就在於當事人胡宗權他自稱是“房地局長”，是“官”！ 於是平時鬱結於胸的對“官”的憤懣就爆發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權並非房地局長，據警方調查宣稱，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個水果市場管理員，而且還是個臨時的。這真是諷刺喜劇！如果當初他不假冒局長，絕不會釀成後來那麼大的亂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終於使得由此所引發的亂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而變為深刻的官民衝突；包圍政府、焚燒警車所發洩的也已不再是對胡宗權這一個“官員”的憤怒，而是對整個官僚階層的仇恨了！
    天下未亂蜀先亂。在萬州民變之後，同年十月底，四川漢源也發生了因政府修建電站，淹沒農田，而剋扣賠款，補償不公所引發的十幾萬人的大規模騷亂。在這此以後，全國各地越來越亂，勢頭也越來越猛。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說，中國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參與人數也從73萬增加到307萬。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長周永康指出：十年間，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6倍多。特點是：數量明顯增多，規模不斷擴大，涉及各個領域，行為方式激烈，而且組織化傾向明顯。這麼多、這麼大、這麼廣泛、這麼激烈的亂子，大多數是因為政府機構或官商勾結侵害民眾利益，尤其是在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移民安置等問題上更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參加由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作家和報人所組成的江西“紅土地采風團”。數天來，經南昌、葉坪、瑞金等“紅色根據地 ”，一路接受“紅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後來到贛州。28日下午，我在贛州古城外，見有很多小攤，便與一書攤的攤主聊天，我說：“你下崗了？”他馬上 說：“什麼下崗？失業！”我說：“生意好嗎？”他說：“好什麼！這個地方能有什麼生意？城裏不讓擺，見到就沒收，只好到城外擺；城外還繳稅，一個攤位兩塊錢，共產黨稅多，都給貪官發獎金了！”他還說他有一鄰居也失業，去年年終家中窮得只有鹹菜，沒法過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時另一攤主憤憤的插話說：“現在就缺陳勝吳廣了！”我一聽大為震驚，雖然這句話在此以前也聽過，但都是聽別人轉述，而轉述者也是聽別人所說；這次我卻是親耳聽到，是在“紅色根據地”聽到，是在數十年前出過共產黨所領導陳勝吳廣（紅軍）的地方聽到；而且是面對面地聽很可能是未來的陳勝吳廣中的一員親口所說，這對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長久的；每當想起“現在就缺陳勝吳廣”這句話，我就感慨萬千，惴惴不安，因為我絕不希望中國再出現陳勝吳廣，絕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時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歷史惡的迴圈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國的官員是否也曾像我一樣親耳聽到民眾親口說出的這句話；如果聽到，他們作何感想？他們是否知道中國官員在民眾中的整體形象？他們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間的關係何等緊張？是什麼致使官民關係如此劍拔弩張？原因當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經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敗！是官員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窮兇極惡的腐敗！

二、見過腐敗，沒見過這麼腐敗的！

誰也無法說清當代中國各級官員的貪污和各個領域的腐敗嚴重到什麼程度。還是聽聽中國老百姓怎麼說。老百姓說起腐敗，沒什麼高深理論，沒什麼精確資料，但極為樸實，極為形象。民間有一流傳甚廣的經典“段子”，說的是：“如果把中國所有局以上幹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現在又有了最新版，說：“統統槍斃也沒冤枉的。”還有一句民諺，也很經典，說：“不反腐敗，就要亡國；真反腐敗，就要亡黨！”這兩個“經典”的警示意義和深刻程度，實在是超過所有中央文件、領導報告、黨報社評、學者高論！
    以往，貪污萬元便是大案要案，貪污百萬便是巨貪，不槍斃也要判個無期；而今貪污罪款數字巨大，動輒千萬，甚至上億，如：廣東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貪污 40億；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4.2億；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1.88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褚時健1.8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1.6億；今年落網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1.6億；還有最近被“雙規”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一涉嫌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憶！
    以往，揪出一個局長，就算是大老虎，就會引起震動，就會口口相傳，議論很久。如今貪官太多，多得讓人難以記住，多得讓人熟視無睹。老百姓說，如今揪出的局長、廳長可以坐滿一百個人民大會堂，揪出的科長、處長可以站滿十個天安門廣場。現在就是揪出個省長、部長，人們也已不再大吃一驚；即便揪出個把政治局 常委，也斷然不會像以往揪出陳希同那樣舉國震驚，興許人們會追問：還有更大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