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歷史 追求真實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實。他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瞭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裏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楊繼繩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他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當他得知，父親因大饑荒餓死的年分，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分，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100萬人死于饑餓時，河南至少有25億斤糧食庫存，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全國征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饑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人民公社對人身控制、計畫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楊繼繩說，發生在他家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在新華社的第1個10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曾在人民日報發了14個頭版頭條。現在回顧，楊繼繩說90%的稿子都應當燒掉。第1個10年，他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天津駐軍大量佔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經中央批評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

　　第2個10年，楊繼繩盡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個10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在權力面前說真話。」「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父親墓碑立在心中！楊繼繩有感於大饑荒已經過去50年，在中國國內還沒有一本記述這個歷史事件的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帳，「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楊繼繩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3、4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1980年代，楊繼繩家鄉興起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氣派。親戚朋友也勸他為父親修建個墓碑。楊繼繩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調查大饑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報導為幌子，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饑荒的檔案，抄寫資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況，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寫作，終於完成《墓碑》。「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餓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饑餓的亡靈得到安慰。」他在心中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他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分（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他強調，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內情驚人 力透紙背

　　《墓碑》面世時間不長，引起海內外讀者極大關注，佳評如潮。中國大陸自由作家、歷史學者丁東說：「這是一部力透紙背的信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指出，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饑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他指出，《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饑荒的情況，書中詳載各省饑荒的慘烈實況和剖析饑荒發生原因，有力駁斥官方謊言，並披露大量內幕，例如，1961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彙集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復後才放心。徐友漁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忍尼辛(又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雖然，關於中國的古拉格，也有中國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說古拉格是史達林時代的代名詞，那麼，餓死幾千萬人則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

　　他說，楊繼繩曾驚歎索忍尼辛為記錄罪惡而收集證據的專注與堅韌，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專心致志還原歷史而歎息。而《墓碑》一書既體現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洞察力，還在史料的彙集、分析和內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島》。「當然，可以說楊繼繩的身分和條件優於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規律是，身分和條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顧慮就越大。像楊繼繩這樣出身於體制內而為正義冒險犯難、孤注一擲，雖不是絕無僅有，也只有顧准、李慎之等少數前例」。

　　徐友漁指出，在大饑荒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肅定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4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2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4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4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4兩，曬太陽」的口號。徐友漁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