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

不管怎樣，在作者看來，過去的經濟制度決定論固然缺陷很多，而上述兩種觀點則完全無視專制制度固有的缺陷是導致中國古代史上無數次大規模人口減少的關鍵因素，顯然也無法令人信服。而大談制度之弊，也可能觸動了官方的敏感神經。在該書中，秦暉明確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專制權力如果不受制約……即使國力孱弱談不上擴張，專制暴政下的漢族以及其他民族照樣有遭屠殺乃至滅絕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際的苦難，後者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冉魏政權對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滅。」 依照近年來部分中國歷史學者針對清末之變的一種流行說辭，要不是由於革命黨人的堅決阻撓，中國就有極大可能實現君主立憲制度，如此一來一切的轉型痛苦或許都會不復存在。秦暉卻並不贊同這樣看似合理的「後見之明」。在這部書里，作者詳盡地論述了中國在清末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的可能性之微乎其微。在作者看來，中國人長期以來對帝王的敬畏，完全基於他們所握有的實權的恐懼，因此不僅為王位而展開殘酷廝殺的例子在中國比比皆是，而且很多王位爭奪者在登基之前完全是市井百姓出身，與自己所推翻的那個王朝沒有一絲一毫的血統關係。作者由此認為：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乃至民眾心理上，完全缺乏對「王位」和「王室」發自內心的尊崇，這一點非常不同於歐洲英國或日本那種幾乎可稱「萬世一系」的虛君制度，可見中國是缺乏虛君傳統的國家，辛亥革命後實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並非出於偶然——雖然他也同時承認歷史存在着一些不可捉摸的偶然性。

上述這一極富問題意識和洞察力的論點，也是該書極為引人矚目的部分。 而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現在秦暉教授，而不是別的歷史研究者的著作中，仔細想來也並不出人意料：作為長期致力於各國政治制度轉型研究的學者，作者將自己掌握的史料，通過比較的視角運用到對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國政治轉型的探討中，乃是順理成章之事，也是有着家國情懷的中國歷史研究者之本分。 其實秦暉教授的上述判斷，依然是建立在他所作出的「中國社會自周朝之後就長期實行秦制」這個基本學術假設之上。作者認為：正是由於中國社會的此一政治傳統延續了大約有兩千年之久，期間各路勢力永遠在為皇帝寶座而展開廝殺（正如民諺所云：「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無論民間還是官方，都絕不像日本與歐洲各國那樣，從內心深處感到理應對一個具有穩定地位的王室（皇室）表示應有的尊崇。是故，即使清末偶然實行了君主立憲制，也很可能曇花一現。更何況，正如作者指出的，除了海外孫中山與梁啟超的不合之外，在清末，國內「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在「革命與否」問題上的分歧並不大，歸根到底，按照「立憲派」自己的說法，無非是前者更為鼓吹政治革命，而着意推進「種族革命」。但其實，誰又敢說，所謂「種族革命」之說，不是為了使「革命」更深入人心而為的權宜之舉呢？由此，秦暉得出的結論是：革命在辛亥前的人眼中實在不得不行，而革命之後實行君主立憲之可能，至少單就吾國政治傳統而言，可能性甚小。 除了探討制度層面的議題，這部著作中也不乏對近代思潮與社會運動之間關係的深入探究，並且同樣常能言前人之未言，帶給讀者新的思考方向。例如，近20年來，多有論者指出，中國近代以來之政治，最終發展成如今的模樣，與受法國大革命思潮和政治傳統的影響關係頗大。而作者一直不能認同這一觀點。在他看來，近世以來在政治思想領域影響中國最大者，非日本莫屬。今天已在學界形成共識的一個觀點是：中國當時的大部分思潮，無不是由西洋經日本「進口」而來，而在介紹西洋思想時，日本的著述者常以「微言大義」作借口，憑自己的好惡擅自刪改西人著作，導致中國自日本引入的「西方」思想和學說，很多都帶有日本味道，並不純粹。秦暉也認同這一判斷，並且他在這本書里進一步延伸下去，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在近代中國，眾多國人理解中的「自由主義」，並非西方經典自由主義那一套學理，而是一套順應了近代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走出周制（藩鎮割據）、走向秦制（以天皇為最高代表的大一統政治制度）」的需要，強調以國家富強為最終目的的「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秦暉富於洞察力地指出：正是因為這樣的思潮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大批曾留學日本、後回國參加新文化運動的知識精英，於是令這場以「個性解放」為最初目的社會運動，很自然地體現出「反儒家」（家庭、宗族、家長制）而「不反法家」（秦制、極權主義）的特質，深刻影響了後世中國的歷史進程。

通觀全書，《走出帝制》這部著作，顯然意在恢復「制度」這個關鍵詞在中國史研究中的應有地位，重新賦予以它關鍵的影響力。作為讀者，即便並不能完全贊同作者的所有判斷，但書中提出的幾乎每一個問題，都體現了作者深邃而獨特的歷史和學術眼光。在今天這個晚清民國史研究「成果」泛濫的年代，它的確不愧是一部出自名家之手的精品，讓人讀罷難以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