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7日

「文革」凖備階段

1964年，毛已經發起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但一年後，毛澤東要求取消軍銜制度，「這一倒退性做法」，重創中國軍隊正規劃建設步伐，導致軍方「進一步趨於政治化」。軍隊「學毛著」運動及整治工作的經驗被廣泛應用到地方，中共從解放軍中抽調了大批幹部到新建立的地方政治機構工作。 時至1965年，毛澤東對中共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越發不滿，將其視為舊官僚體系中的文官，決定將其打倒。他自己的說法是，要清除黨內的走資派，避免出現蘇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與此同時，毛對「黨內六號人物，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予厚望」。1月底，林彪形象首次出現在紀念郵票上，「這是中共建政後除毛澤東、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過的殊榮」。2月，毛澤東提出「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首次點名要在今後的政治鬥爭中依靠和運用軍隊的力量。

「三支兩軍」

書中寫道，毛澤東作為中央軍委主席，獨攬此階段的軍權。林彪名義上以軍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日常工作，但「自1967年1月軍隊介入地方文革後的具體任務，往往是周恩來以中央碰頭會主持人身份布置的」。文革時期，雖周恩來在軍隊中沒有任何職務，以其在中共黨政軍歷史上的威望，對軍隊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在毛澤東的認可下，由於周恩來的作用，林彪長期做「甩手掌櫃」。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五一六通知」，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中提到，「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第一次將軍隊中的「走資派」，納入清洗對象。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周恩來約賀龍、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葉劍英、楊成武、劉志堅等軍隊負責人談話，通報毛澤東要與劉少奇「攤牌」，要求「他們堅定地站在毛一邊」。林彪正式取代劉少奇，成為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增補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政治局委員，「大大加強了軍隊在政治局中的份量」，充分體現了毛依靠軍隊搞文革的計劃。 1966年10月5日，毛授意下，林彪起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自此，「全軍院校十萬青年軍人解除束縛，匯成造反洪流」，衝擊軍內外。至1966年底，中國原有的地方黨政權力架構根基已被「文革」動搖，1967年1月，紅衛兵開始全國奪權，使各地黨政權力架構幾近分崩離析，陷入無政府混亂狀態。毛不得不使用軍隊，填補地方黨政機構坍塌造成的權力真空。

1967年1月，中共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軍隊正式介入地方「文革」。3月，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軍、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被俗稱為「三支兩軍」，當時最具戰鬥力的陸軍機動部隊（野戰軍），全部接入並領導所駐地區以支左為核心的「三支兩軍」。 軍管的方式大致三種，建軍事管制委員會、建立軍管小組、派出軍代表。書中統計，28%中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軍委會，國務院48個正部委機構，45個被軍管，1968年4-8月間，中共的宣傳部、統戰部、外聯部、中央調查部被軍管，對中共人事管理最核心的中央組織部由軍人實際領導。「軍隊干預國家及各級政府事務的廣度、深度、及時間長度，都史無前例。」 書中詳細記錄了在此期間軍隊中激進派與保守派眾多鬥爭和武裝混戰，尤其「二月鎮反」，即1968年1-3月間各地普遍發生軍隊鎮壓造反派、激進派的事件。

1967年1月和4月，毛澤東先發出「軍委八條」，令軍方拿到對付曾衝擊軍事機關的軍內外造反派的尚方寶劍，又引發造反派對軍隊和保守派、穩健派的報復。各派矛盾加劇，武鬥頻發，終於在1967年7月發生武漢地區軍人與保守派群眾衝擊毛澤東的行宮東湖客舍，即「七二零事件」。 「七二零事件」中，身在武漢的毛澤東連夜倉促轉移，打破十年不乘飛機的習慣，清晨武漢飛上海。書中分析：此事件對毛的思想產生巨大衝擊，令毛看到文革局勢演變下去難以收拾，遂開始收拾文革亂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