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7日

毛、林決裂

毛澤東在他認為的黨內走資派被打擊得差不多的時候，再提出清理階級隊伍，打擊群眾裏面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國民黨殘渣餘孽」，甚至「資產階級臭老九」，即知識分子。他也要依靠當時的文革委員會，其核心力量仍然是軍隊。在此階段，全國武鬥逐漸平息，軍隊尤其是野戰軍，又起關鍵作用。 「在整體而言，平定大局方面，軍隊正面作用遠大於負面」，余汝信在書中分析。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令毛澤東有借口明確中共「要凖備打仗」，全國戰備。1969年底，全軍在編人數增至631萬餘人，超過朝鮮戰爭時期，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歷史上人數最高點。多份中共黨內和軍中文件顯示，1969年10月開始，毛澤東對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林彪等軍隊領導人產生了戒心，而林彪對毛的「繼續革命」產生疲倦，態度轉為消極。 1970年8-9月的「廬山會議」上，在如何對待張春橋為代表的文革極左派問題上，毛澤東與林彪嚴重分歧，此後，毛開始明批陳伯達，實質壓制林彪，終至1971年8-9月，毛用吹風方式發動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打倒林彪，毛、林關係決裂。 余汝信寫道：「毛一貫採用的整人手段，令林彪及家人（林立衡除外）深生恐懼」，在林立果刺殺毛未遂之後，林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9月13日從山海關機場專機強行起飛，出逃，在蒙古墜毀，機上九人無一生還。

文革告終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毛澤東的「文革」從理論到實踐的失敗，此後毛澤東身心俱創，文革開始衰落和最終破產。期間被視為林彪派系的軍人大量被清洗，「批林批孔運動」持續多年，軍隊形象嚴重受損。毛澤東並沒有將主持軍隊日常工作的權力交給左派，包括被定為毛的另一接班人的王洪文和最受毛青睞的張春橋。王洪文並沒有如願成為軍委副主席。 「毛澤東這一尚存理性的安排，使黨內健康力量在1976年10月之變中得以依靠軍隊的力量輕易取勝，」書中總結。

毛死後，華國鋒繼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10月6日，華國鋒與軍隊元老葉劍英、毛澤東前警衛汪東興密謀，以汪掌握的中央警衛團部分兵力，以兵變方式抓獲江青等人，掃除中共中央的文革極左全部勢力。 余汝信在書中評論：對於毛澤東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錯誤是留下了汪東興，而對中國而言，「中南海御林軍的掌控權仍在汪手中」。 「結束文革的歷史性任務，實際也是軍隊最終完成的。」

毛澤東為什麼敢於發動文革？

關於毛為什麼發動「文革」，研究者大都只能通過他說過的話來推測真實動機。普遍共識是，一是要打擊所謂真正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二是黨內的走資派，而當時重點打擊的是後者，例如劉少奇，鄧小平等毛認為的政敵，但其實始終是在排除異己，製造混亂，鞏固自己的統治。 但從毛澤東對軍隊的控制、人員部署，尤其是他與林彪作為軍隊統帥關係親疏過程的分析可看出，對軍隊的掌控給他很大的信心和力量。書中的結論是，軍隊是毛澤東控制文革的底牌，既是他在各地製造亂局的執行者，又是他得以控制亂局的武器。 1959年7月至8月「廬山會議」之後，軍隊老帥彭德懷被打倒，新軍委成立，中央軍委作為最高軍事統帥機關領導的「三總部體制」（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軍事指揮系統對全軍十三大軍區和各兵種實施領導。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21人成員的中央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副主席，羅瑞卿秘書長。 領導人選方面，「1960年前期的毛澤東與軍隊、與林彪的關係甚為密切、甚為融洽」。表現在「毛澤東對林彪支持、倚重，林彪對毛澤東堅決擁護的態度上」。即使林彪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即稱病，公開場合很少露面，但他對毛澤東本人和毛思想的高度評價、大力宣揚，「中共歷史上的幾個重大關鍵時刻，林彪在政治上都是支持毛澤東的」。 「廬山會議」以後，「林彪秉承毛澤東的政治建軍原則，並迎合當時毛對軍隊的要求，提出了按政治掛帥模式建設軍隊的理念」，林彪1960年1、2月陸續提出「三八作風」、「四個第一」等口號，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賞。也正是林彪首次在軍隊決議裏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

1961年，林彪給毛澤東寫報告稱，軍隊廣大士兵熱愛和迫切要求讀毛主席著作，但書籍缺乏。為著解決這一問題，總政從《毛選》中抽選了一部分文章印發給連隊戰士，以適應現實需要。「但所選文章和章節，不知是否恰當，盼主席交有關人員予以審查。如有意見，激情只是，如無只是，即由總政出版了。」毛澤東當即批示。同年，總政宣傳部即編印了《毛澤東著作選讀》一書，印發到班，每班兩本，供士兵學習。 1964年，解放軍報社首先編印的《毛澤東語錄》在全軍推廣。 「林彪治軍的這一套，對軍隊進行了政治訓練，使軍隊在後來參與文革、干預政治有了理論依據和精神凖備」，書中寫到。 這些使毛看到林對他的忠誠和作用；「而毛即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個改朝換代的時候」，是他所說的「關鍵時刻的政治」。因此「毛必須通過林控制軍隊」，「靠軍事實力來說話」。

時至1965年1月，人民解放軍人數已達447萬，成世界之最。此時中國有13個大軍區，包括瀋陽、北京、濟南、南京、福州、廣州軍區，負責轄區內的陸、海、空軍部隊的作戰指揮和所屬部隊的軍事、政治、後勤，並領導民兵、軍役動員工作和戰場建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包括瀋陽、北京、濟南、廣州、蘭州等10個軍區黨委的第一書記，都是駐地級別最高的地方黨委一把手兼任。 這些都令毛澤東有了信心和權力武器敢於發動文革，余汝信在書中分析。 如同其他很多重要轉折點，書中還特別梳理了諸如發生在1965年12月，曾「權傾一時」的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被作為「野心家」和「兩面派」，被毛澤東、林彪合力清洗的過程，讓毛澤東得以「消除了隱患」。 書中分析，羅瑞卿的問題，是林彪首先提出來的，但也是當時黨內高層的共識。鄧小平、周恩來、林彪、陳毅、賀龍等多名軍隊高層配合毛澤東，12月8-15日上海錦江飯店召開的「黨中央上海會議」的全程細節之披露，驚心動魄，可令讀者一窺毛澤東在部署清洗羅瑞卿手段上的步步為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