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7日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曾說，該黨奪取和鞏固政權，靠的是兩樣法寶：「槍桿子」與「筆桿子」。中國軍隊，也就是毛口中的「槍桿子」，對中共政權而言，從來不是單純的國防軍事力量，而是他所稱的「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是保證政權絶對統治的政治力量，同時也是黨內鬥爭的重要工具。在1965-1976年「文革」前後十餘年裏，中國軍隊上述作用尤為突出。 本周，中國歷史學者余汝信在香港出版《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一書，通過對大量軍隊內部和公開文件，親歷者證言等民間資料比較、查證，揭示「作為軍事力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與整個文革進程息息相關的緊密聯繫」，並披露文革期間中國軍隊內部權力爭奪和作為政治鬥爭工具所付出的沉重代價。毛澤東作為當時中共權力的最高統帥，敢於在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其「基本力量和有力保證」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他開創的全民學軍，軍隊介入政治，「文工武鬥」等管制手段，對中國權力結構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響持續至習近平時代。

關於「文革」研究，國內外的考證與研究多聚焦在紅衛兵的角色和其群眾運動的性質，亦有學者嘗試解構中央文革小組和高層權力鬥爭。但是，對於處在是非漩渦和矛盾焦點的人民解放軍，對於公眾而言，始終是一個「神秘的黑箱」，余汝信說他希望該書有助於將其一點點打開。 本書另外一大成果是重新解讀了1971年作為毛澤東接班人和軍隊副統帥的林彪一家駕機出走並葬身蒙古（「九一三事件」）的過程，墜機和林彪等人身亡的原因，林彪林立果為何要叛逃。有別於此前官方版本，該書認為，林彪外逃主要是因深感毛澤東的南巡談話後，他的政治生命已終結，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嚴重威脅。林彪之子林立果暗殺毛的計劃失敗加速了林彪等人的外逃且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兒的一致選擇，而不是被毛逼走或被家人脅迫而為之。

新書中梳理1965年至1976年「文革」前後十餘年裏毛澤東政治與人事布局，如何利用解放軍籌備和發動文革，全國「軍事管制」和多個決定中共政權走向的歷史轉折點包括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選擇，他如何利用軍隊部署造反力量。同時，該書也梳理中共軍隊如何介入中央與地方造反，發展武鬥，殺戮和清洗幹部的細節手段與過程，毛如何清除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等他不信任的中共軍隊高層以及指派江青、周恩來配合林彪通過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系統部署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工作思路。 「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 1959年7月至8月「廬山會議」之後，中共軍隊元老彭德懷被打倒，中共新的中央軍委成立。此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的是中央軍委領導下的「三總部體制」（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中央軍委作為最高軍事統帥機關，通過三總部對全軍十三大軍區和各兵種實施領導。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副主席， 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羅瑞卿任秘書長。 對外界來說，不熟悉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和發展很難始終釐清中共與軍隊之間錯綜複雜的權力運作和管理。比如，決定了目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揮體制的大軍區系統，中央軍委的建制，軍力如何部署以及整個軍事管理與指揮系統如何工作。再比如，中共元帥等軍隊核心人物在權力核心的位置與沉浮以及當時十餘年間軍內出現的各派系鬥爭的形成和背後的邏輯。 新書從1965年開始，按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人員的時間線，用「林彪的前五年與葉劍英的後五年」劃分這段歷史。

認為「前五年，軍隊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並一度佔據舞台的中心位置。後五年，軍隊從舞台逐步後撤，影響力大減，最終又對結束「文革」起了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具體從軍委日常運作和主持工作的人事變動，又將軍隊與「文革」的關係分割成六個階段。從毛對軍隊的控制、對包括林彪在內的多個高官的猜忌、挾制和清洗，都依據原始資料和詳細文獻做了梳理，以幫助讀者深入了解毛澤東何以發動「文革」，最終「文革」又如何在葉劍英等人的主持下得以終結。

其中，1965年「文革」開始前毛的部署和1967年上半年的軍隊作用最為曲折和值得一讀。 作者余汝信對BBC中文說，他盡量不發表個人意見，而是用多名軍方親歷者的當時和後來記錄、口述回憶，與中共內部資料和軍隊文件的橫向比對「以紀事本末體編寫」，通過歷史事實梳理「軍隊與整個文革關係的大致脈絡」。 出版人鮑樸說：「不了解中國軍隊，你就無法真正的了解中國文革到底如何開始，也無法了解中共和毛澤東何以把文革鬥爭進行下去，無法真正地研究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