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7日

文革前期是否失控？

為該書撰寫序言的清華大學歷史學家秦暉分析稱，余汝信的研究顛覆了過去中國文革研究著述和宣傳文本中一貫強調的文革前期派系激烈鬥爭和群眾武裝「造反」，中國處於「無政府狀態」。 實際上，儘管毛澤東絶非無所不能，但「文革」整體上從未脫離過毛澤東的掌控，所謂「天下大亂」、「全面內戰」等語，往往是毛澤東有意攪亂局面，借力打力，自詡「亂了敵人」，其實是權術手段，秦暉說。 「以新的錯誤來文過飾非，為了糾正自己的前一個失算而讓別人和國民付出代價」。即便在毛澤東始料不及難以收場的尷尬時期，仍常用新的錯誤掩蓋此前的一個錯誤。 但是他自己利用群眾運動和紅衛兵掀起的亂局和很多決策後果，「也多次超乎自己預料」，令毛澤東自己無法收場。 秦暉說：「我們很早就隱約知道，地方軍區由於與當地黨政機關關係密切，往往支持保守派，而中央直接掌握，調動頻繁的野戰軍，則往往按北京文革策劃者的意圖支持造反派。但這種粗略的感覺往往讓人上當。」 例如書中梳理廣東「文革」中，野戰軍第41軍等部對造反派的鎮壓比地方軍區還嚴重，其原因，是1950年代北京派來的「南下幹部」掌握，反對「地方主義」，並整肅廣東地下黨與游擊隊出身的本地幹部。

在文革期間，很多地方軍隊的「造反派」同情被整肅的本地幹部，視長期掌實權的北方籍「南下幹部」為「走資派」而力圖將其打倒。而野戰軍領導多為北方人，因此在這個地區他們反倒大概率地同情「南下幹部」，支持敵視本地幹部的所謂「保守派」。

軍內清洗

新書中梳理了「文革」中人民解放軍受到的摧殘，對中國軍隊建設的破壞也非常嚴重。十年間，完全出於政治與人事鬥爭理由，對中國軍隊高級將領曾進行過三個階段的大規模清洗，書中列出了被清洗人員名單。 「在和平年代，軍隊高級將領由於政治原因而大規模倒下，絶非正常現象，令人痛惜。此情況在全球歷史範圍內，只有蘇聯的大清洗時代可與之相比，」書中寫到。 第一階段，自「文革」前夕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被清洗者，大部為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混進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據不完全統計，正軍職以上共204人，取消軍銜前少將以上者200人。其中元帥六人，包括時任軍委副主席的賀龍、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四人。

第二階段是「九一三」事件當月到1973年，大量被視為林彪派系的軍隊高級幹部先後被清查清洗，遭遇被逮捕，隔離審查，免職審查等不同程度處分。而事後複查，絶大多數人與「九一三事件」並無直接關聯，其罪名查無實據。據統計，正軍級以上幹部38人包括時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的黃永勝以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遭清洗，遍布總參謀部，軍委辦事組，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各大軍區和省委，其範圍之廣，可顯示清洗手段之嚴苛與缺乏邏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的清洗重災區是中國空軍，據不完全統計，空軍副軍級以上幹部43人被清洗，數人自盡身亡。

第三階段的清洗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除屬於「四人幫」的軍委常委王洪文，總政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張春橋被逮捕外，一批被視為與「四人幫」有牽連等原因的至少23名軍隊高級將領均被清洗。其中包括青海，瀋陽，南京等多個軍區司令員和省委書記，也有北京市公安局長兼陸軍27軍副政委劉傳新，中央組織部部長兼陸軍64軍政委郭玉峰。還有個別人如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後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的吳忠，在1979年後還被審查了八年，最終以「沒有參與林彪四人幫反黨篡權陰謀活動"的結論解除審查。 由此可見文革對中國軍隊的結構性打擊。

書中統計，清洗合計波及少將以上高級將領265人，佔文革前少將以上1614人的16%。其中中共建政時的十大元帥和十名大將中，七元帥被整肅，五名大將被削職；上將27人，佔上將總數47%；中將74人，佔總數42%；少將153人，佔11%。清洗的總趨勢是軍階越高，波及的比例面積越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至1975年，全中國解放軍受審查共4.4萬多人，其中正軍職以上幹部361人。

核基地的文革監獄

作為「兩彈一星」核心基地，青海核武器研究基地「221」被外界廣為熟知，「金銀灘」和「西海原子城」成為今天中國著名的紅色旅遊熱點。但該書稱，在「文革」的第一年，這裏曾發生嚴重的文革造反、派系鬥爭、武裝鬥爭，並致業務完全癱瘓。 作為毛澤東政治手段的「清理階級隊伍」一部分，1969年11月該基地被軍管。不久，周恩來指派海軍副司令、國防科委副主任趙啟民、公安部領導成員、原空軍副軍長趙登程前往清查，對3200餘人核彈基地的科學家、幹部和普通人的整肅，「大搞刑訊逼供，提出『革命群眾掉幾斤肉，讓階級敵人去幾層皮』的口號」；「整個二二一廠成了一個大監獄」，108人自殺，致傷致殘400餘人，其中包括大量科學家。尤為恐怖的是1970年為了掀起運動高潮，曾「當眾槍殺5人，其中三名科技人員」。 書中引用的大量文獻披露的細節證明了政治清洗的標凖極其混亂無序，手段殘忍，與是否屬於哪一個派別無關，而僅僅是武裝鬥爭和彼此殲滅。 秦暉認為對這些細節的具有很重要現實意義，因為官方版本的「文革」追責將所有混亂罪行基本歸咎於「造反派」，讓林彪、「四人幫」集團背鍋，而是這些殘忍清洗與迫害手段同樣也會用在「造反派」身上。

資料的可信度？

公眾和研究者了解「文革」的困難之一在於資料和信息渠道的匱乏。 秦暉說，「文革」中的軍隊，不僅在今天，就是在當時也是「黑箱」。他舉例說，文革中著名的「造反派」組織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曾經成立過情報機構八大「動態組」，其中被稱為「三動」（第三動態組）就是專門收集軍方各部門動態的。三動的「簡報」資料，是中國歷史研究中「極難一見」的「文革」史黃金文獻。但與「三動」資料相比，余汝信經過數十年積累和收集整理的資料，在文革軍隊歷史研究上的價值，甚至更珍貴和難得。

書中首次向外界提供了1971年5月林彪給毛澤東的信的複印件，1971年11月蒙古官方關於「九一三」墜機報告中文譯本等這些研究資料，秦暉說，這些文件價值超過了文革史黃金文獻，因為可以橫向對比和佐證。「它們直接或間接地告訴了人們很多事情發生的背後邏輯。」 此書中使用眾多史料，但當事人或者來自軍隊知情者如何提供的，余汝信對BBC中文說目前「還不方便說」。但所有資料來源都是清晰的，因為他力圖「每個字都有出處」。其中不乏多年在中國民間收集的原始資料，對多名包括軍隊軍官和後人的採訪，日記等，交叉作證而得出的結論。 「我與大陸體制內的學者不同的是，我生活來源相對獨立，也沒有他們那麼多顧慮。目前在香港，所以可以比較獨立地做研究。幾十年在潘家園找舊文獻，找當事人採訪，手抄資料，都是要做的，」余汝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