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8-10-08

當然，即便因公共利益也不能隨便拿個人做犧牲，因此在民主法治國家解決這些問題，一般是四步： 第一步，確定這用地是不是公共利益。比如我們要征地蓋一所公立醫院，就要舉行廣泛的聽證，在議會中討論，這個過程往往持續很長時間，從這個角度講，民主的確是不太有效率。我對此深有感觸，我在哈佛的時候，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個「裝配線廣場」（AssemblySquare），原來是通用公司在當地設的一個大型汽車總裝線，後來美國製造業衰退，這個地方早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經停產了，停產後這塊地就空著。就為了這塊地怎麼利用，一直討論了十幾年，到我走的時候都沒有討論出個結果來。有人認為應該蓋廉租房，有人認為應該建商業中心，還有人認為它就在米斯提克河邊，基於生態的考慮，就應該讓它空在那裏……沒有討論出結果。要說是太沒效率了。但是有一點，一旦這個討論有了結果，那就大家確定這是公共利益了。哪怕就是引進一個營利性企業，也是公共利益。否則哪怕是政府辦公樓也不是。 第二步，就是自由交易嚐試。即使是公共利益，也沒有理由說就是要侵犯個人的所有權、強制個人做出「犧牲「.先要跟你做交易，看能否達成購地意願。如果這個價格雙方都認為合理，那當然就解決了問題。如果談不攏怎麼辦？比如出現個釘子戶，他漫天要價，而且這個價格顯然不合理，怎麼辦？ 第三步，請個中介的評估機構給出一個價格，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釘子戶本身，是中立的第三方，他出來評估這塊土地到底值多少錢，不能漫天要價。第三步做出後，這個價格雙方都接受，就成交。如果雙方仍不能接受，當然假定是釘子戶不能接受，釘子戶認為他的房子還值更多的錢， 那怎麼辦？ 第四步，還要討論所謂的替代方案選擇，就是考慮不用他這塊地怎樣，可不可以換個地方？替代方案選擇又要經過討論。如果結果是替代方案不可行，或者代價太大有損公益，原來方案還是要執行。到了這一步，公權力就可以行使最終定價權了。這是最後一步。這種情況下釘子戶還要漫天要價，別說政府，公眾和輿論也不會同情他。通常也就不會有什麼釘子戶了。

但前面這些個程序在我們的體制下幾乎都是缺位的，這就產生了很多問題。僅僅在產權法上「客觀」界定，能起什麼作用呢？中國能制訂一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征地的法律嗎？世界上沒有這種法律，中國就算承認私有制，也不可能把私有制搞到這種地步。但只要允許征地權，就有一個權力怎麼行使、公益由誰認定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單純的「產權」問題了。

「集體化」與「被集體化」的區別更重要

所以土地問題並不能簡單的一個「私有」就能了結。但是要說「集體所有」那就更麻煩。我始終認為，所謂「集體」和「私有」的對立很可能是個假問題。如果要說真的有對立，我覺得「集體化」和「被集體化」倒是非常嚴重的對立，而且是根本性的對立。「集體化」和「被集體化」的區別遠遠大於所謂集體和私有的區別。什麼叫「集體」？我自己幹叫「單幹」，大家一起幹叫「集體」，其實，絕大部份情況下這兩種情況完全可以並行不悖，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根本構不成對立。只要大家願意集體一起幹，在哪一個「私有制國家」會阻礙這種做法呢？就是在美國，大家真想要集體幹活也沒有人說不行的。我講過，當年美國是個全球社會主義者都很喜歡的地方，多少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是跑到美國去做實驗的，如歐文、卡貝等。從來沒人禁止他們。如果最後搞不下去了，那是他們自己後來不能合作，自己散伙了，沒有別人不讓你搞的問題。 但是，如果這個集體不是你想搞，而是別人把你關進去，那和「集體主義」是最沒關係的。我舉個極端的例子，奧斯維辛算不算「集體」？奧斯維辛的苦力顯然不是「單幹戶」，他們在一起幹活，但你能說它是個「集體企業」嗎？如果這一大堆囚犯算「集體」的話，那麼把他們關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麼「集體主義」呢？當然不需要。老實說，把他們關進奧斯維辛是不需要有集體主義的，反而是這些人要逃出來需要集體主義，這些人如果各顧各，根本就逃不出來。

「小崗悖論」其實不悖

前段時間，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有個學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叫做「小崗悖論」他說，小崗18個農民集體按血手印冒風險搞包產到戶，這個事情在邏輯上很荒謬：假如小崗的農民真能那麼團結齊心簽訂「生死文書」，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在一起幹活呢？他們在一起幹活都要互相算計，偷懶、出工不出力，那又怎麼能在這個事關坐牢的事情上那麼齊心？他說「用集體主義精神去脫離一個集體」是個悖論。我說這怎麼是個悖論呢？這根本就不是悖論。關鍵在於：人民公社是農民「集體主義」的產物嗎？我當時舉的這個例子比較極端，但邏輯上無疑是成立的：把猶太人趕進奧斯維辛完全不需要他們有什麼「集體主義」，相反，他們越各顧各越容易被趕進去。但是這些人如果要「逃離索比堡」（我們都看過那個電視劇），那倒是需要集體主義的。各顧各你能逃得出去？ 在人民公社時代，我覺得農民的「集體主義」就表現在「瞞產私分」人民公社時代有的生產隊有對付的辦法，就是自己另搞一本賬目，產量本來比較高我們報得很低，剩下來的部份就大家分掉，這樣上面就不能拿走。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不通，就是因為村民心不夠齊。只要有一個人告密，這種事情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三年困難時期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時餓死了成千上萬的人，但有些地方人餓死了，而牛卻活了下來，因為我們國家有個「私殺耕牛罪」，沒有政府同意你是不能殺牛的。大饑荒時一些生產隊幹部不忍心大家餓死，殺了牛救饑，結果被判了刑。這些人最冤枉，因為他們名義上是為「私殺耕牛」而坐牢，而不是為包產到戶而坐牢。所以後來包產到戶平反時，這些人也沒有得到平反。我認識的原廣西環江縣委書記王定，他當年就是因為對大躍進有意見成了「極右」，罷官後又被抓去勞改，在廣西的石榴河農場，他結識了40多個私殺耕牛犯，都是生產隊長，因為殺牛救饑被抓去坐牢的。後來王定平反了，而且很風光，因為後來證明包產到戶是正確的，他還跟別人爭誰是包產到戶的發明人。但那些「私殺耕牛犯」都沒有平反，他為之唏噓不已。然而，這種生產隊長當時很少，就因為要冒坐牢的風險，大家不齊心誰敢幹？你擔風險別人搭便車還是小事，如果有人圖賞告密，你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