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

最近，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秦暉出版了《走出帝制》一書，該書試圖解讀歷時百餘年我們至今仍身歷其中的「晚清以來之變」。出版後它迅速佔據各大人文書店推薦榜單的前列位置，在微信上，這部歷史書也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點，不少著名學者參加了該書出版後的座談會，有些名家還專門為此書撰寫了長篇書評。但就出版後不久，《走出帝制》遭到官方封殺，新華等各大線下與線上書店均接到下架的指令，秦暉在北京家中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證實，他這部新作被書店下架，卻表示，「我現在不想談這件事。」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事件恰好發生在官方規定的「憲法日」(12月4日)前後。 這本書慘遭「扼殺」令知識界相當意外，因為畢竟，其中的大部分文字此前數年間都已經陸續刊登在各類大眾媒體或學術刊物上。回顧這部作品的成書過程，還要追溯到2011年。這一年，正逢辛亥革命百年，作者曾應《南方周末》之邀開設一專欄，就中國「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許多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在2014年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以及2015年紀念「新文化運動」百年之際，秦暉教授又分別寫下了一些與上述主題相關的文章。

多年來，秦暉其實一直有一項規模宏大的研究計劃，就是把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的兩次大變局，以及這兩大變局的社會變遷和觀念變遷整合起來，寫一部專著《世道與新路：從諸子爭鳴到新文化運動》。只因此書的完成尚需時日，而晚清以來「走出帝制」的話題似乎更令人矚目，因此，在出版社的建議下，作者決定將上述專欄文章和一部分學術論文結集出版。 在同為歷史學研究者的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眼中，今年63歲的秦暉教授是」中國唯一一位能做思想史還能做中國史、能做思想史還能做經濟史、能做古代史還能搞現代史的人」。秦暉對中國歷史一直以來有一個富於創見的宏觀判斷：中國歷史之重點就是一頭一尾的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周代的分封制向秦代的郡縣制（亦即作者所說的「帝國制」）轉變，第二次則是晚晴以來的帝制向共和、民主、憲政制度之轉型，而第二次轉型，經歷了百餘年之久，卻仍處於未完成狀態，且很難預料究竟何時能夠大功告成。

中國「走出帝制」之不易，是整本書最為核心的主題，也是其他論題展開的基礎。同時，作為讀者，我們隱約可以猜測到：可能正是由於作者將周朝滅亡之後三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以「秦制」加以概括，暗示了中國至今仍然處於帝制社會，專制仍是中國政治的底色，從而引來了審查者的嚴重不滿的原因之一。 在《走出帝制》中，秦暉認為：在上述這兩次關鍵的轉型中，第一次轉型，即「周秦之變」是將社會從小國寡民式的小共同體本位，即「熟人社會」，轉變為一個或多或少打破了血緣關係的，以皇帝和官僚制度為核心的龐大的中央集權模式的國家。由此，社會的重心，就由分封而治轉向了大一統。原先熟人社會裡的那種溫情脈脈的家庭面具逐漸被撕掉，變成一種很冷酷的皇帝及其代理人官僚，同民間社會的對立關係。如果說，周制的邏輯與法蘭克王國的宮相查理馬特在「采邑改革」中所遵循的原則類似，是「領主的領主不是我的領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那麼秦制的邏輯在秦暉看來，就像他在該書出版後舉辦的「東方歷史沙龍」上表述的那樣：「我的主人的主人的主人要比我的主人更偉大，或者說為了主人的主人的主人可以殺主人，最極端的是為了皇帝可以殺爹殺媽。」忠於那獨一的至高無上的君主，於是幾乎成了自皇帝以下每一個臣民的「自覺」共識。

之後就是晚清以來那次至今難產的那次轉型。自1978年改革以來，尤其是近年來，隨着近現代史研究視野的拓寬，資料的深度挖掘，歷史學界對近代至今的社會轉型作了大量探究，研究成果比之於1949年到1978年意識形態高度桎梏之下的30年，不可謂不豐。但也正因此，包括作者在內的學界不少有識之士都認為，在積累了如此之多的具體新知基礎上人們應當有深入的思考和邏輯分析，從而給出一個描述、理解和解釋這百年宏觀進程的更新版本。 此外，令秦暉對中國史學界的學術潮流有些耿耿於懷的問題還在於：由於過去幾十年以來，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籠罩下的中國史學界，始終把地主作為阻礙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並以「農民-地主鬥爭論」、「租佃關係決定論」等來解釋中國自秦以後的歷史進程，因此，可能是出「矯枉」的心態，這樣的觀點在改革後的中國，很快被其他論斷所替代。

用作者的話來說，「過去那種一切歸咎於租佃制的『制度決定論』衰落後，完全不談制度之弊的另一種時髦又取而代之。」此外，今日之中國歷史學界，很多學者都傾向於用美國漢學界之加州學派的「氣候災變論」或人口論學派的「人口論」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的多次大規模人口減少。前者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大亂都發生在「小冰河期」，正是這類突發的氣候災變導致了社會秩序的大規模崩塌，而不是因為存在致命的制度缺陷；後者則堅持認為，是人口過剩阻礙了中國進入現代化工業革命時期，而長期淪於「沒有發展的增長」，最終使整個體系走向停滯和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