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4日 方冰

三年前，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力浦·格蘭迪（Filippo Grandi）在訪問中國時，讚揚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難民危機尋求長期的解決方案”。然而正是他領導機構的資料顯示，過去10年裡，中國公民在他國尋求庇護的人數急劇上升。 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的資料，中國尋求庇護的人數從2010年的7,732人，逐年上升到2020年的10萬7,864人，10年增長了13倍。其中大部分增長趨勢是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臺後形成的。 《經濟學人》雜誌上週刊文指出，“自習近平2012年底上臺以來，已經有61.3萬中國人在別國申請庇護。” 這一增長趨勢伴隨2012年底習近平上臺出現，“他以一年比一年更緊的鐵腕統治著中國，”該文說。 “這些數字傳達的印象肯定與我在同一時期的經歷是一致的，”人權組織“人權第一（Human Rights First）”難民計畫法律策略主任安文·休斯（Anwen Hughes）告訴美國之音。 總部在紐約市的“人權第一”，是一個為“無法聘請稱職私人律師的尋求庇護者提供法律説明”的服務機構，也是宣導尋求庇護者在美國權利的呼籲組織。 休斯說，該組織給予説明的申請者包括許多不同類型的活躍人士，“無論他們是草根宣導者，當地社區的活躍人士，從事中國人權事務的律師，從事勞工權利工作的人，名單不勝枚舉，這是一方面，還有許多以少數族裔成員或少數族裔社區的活動家身份申請的人，但通常都是來自（政府）目標群體的普通公民。

” 維權律師、維權人士成新政治庇護理由 “

習近平上臺之後，情況就很快發生變化，” 曾經在胡錦濤時代被關押的維權律師滕彪說。“他對民間的各種力量，不僅僅是律師，也包括記者、學者、包括宗教人士等等，當然對藏人、維吾爾人也進行大規模的全面的鎮壓。這個就使尋求政治庇護的人開始明顯的上升、明顯的增加。” “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政治庇護的理由。” 在紐約皇后區的移民律師李進進說。他指的是習近平上臺後，在2015年的709抓捕律師，以及全國各地的強制拆遷事件和一大批上訪人員。 《經濟學人》的報導說，“大多數中國尋求庇護者可能是漢族，這個族群占人口的 90% 以上。”“自 2012 年以來，他們的自由也有所減少。” 除了2015 年248 名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在“709大抓捕”中被警方拘留和訊問，近年來中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女權組織和教會的成員也遭逮捕。 計劃生育風潮未過 “我們這邊最忙碌的時間應該是在2015年到疫情之前吧，”一位經常為華人辦理庇護案的移民律師對美國之音說。“那段時間我們公司是非常非常忙，可能一天光是簽這個合同都要好幾個助理去讓客人排隊跟我們簽合同。”

儘管中國政府從2016年已經改變一胎化政策，可以生兩胎，現在更鼓勵生三胎，但以遭受一胎化迫害為由申請庇護，仍占這位元律師所在律師樓代理的多數案例。 “她懷的孩子大概已經有九個月，過兩個星期就可以生了，結果被計生辦的人抓到了醫院，”這位元律師講述了她代理的一個庇護案。“然後當時她跟我講醫生直接摸著孩子的頭，在她肚子裡直接打了一針進去，然後後面孩子生出來就是一個死胎。” “比如說一些阿姨，她們都是在她們年輕的時候被做過人流、被結紮過。所以，計劃生育這個風潮還沒有完全過去。” 她說。 “從一個律師來說，如果我能從他們過往的經歷裡面找到計劃生育迫害的理由，她們的理由能夠達到庇護的入門的門檻的話，我一般都會建議，他們以計劃生育提出申請，” “因為生孩子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果你單單是被剝奪生育的權利那還好，但是像很多客人她們是她們已經是懷上孩子了，已經三個月、五個月，甚至九個月，馬上就可以生孩子了，基本孩子已經成型了，如果在美國你弄個引產出來就是一個新的生命，但是被強行打針，然後生出來死胎，那我覺得這個東西跟謀殺沒有太大區別。” 這位律師對美國之音說。她認為，一胎化政策對婦女生育權的侵犯是最嚴重的人權侵犯，“當然其它東西宗教啊、房子拆遷啊，一個是剝奪你的財產，一個是剝奪你的信仰，那我覺得都沒有剝奪你孩子的生命來得更加殘酷。

” 維吾爾人的庇護潮“

2012、13年開始，急劇地出現的是一大批維吾爾年輕人，年齡最小都可以達到10來歲，大的到20來歲……這是第一批到了美國的這些維吾爾人了。” 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說。“因為我當時在移民局當翻譯給這些人申請避難的，很多維吾爾的小孩子告訴我，他們的父母在他們臨走之前告訴他們，到美國就申請政治避難，再也不要回來了，這就是第一批出現的、我親眼見到的在美國的維吾爾人。” 伊利夏提表示，2014、15年開始，維吾爾人在辦不出護照的情況下，通過變賣財產偷渡逃離新疆家園。“就是把房子什麼都賣掉，然後到雲南、到貴州等等這些地方，然後通過緬甸、越南、老撾，再步行一直走到馬來西亞、泰國等等，如何通過這些國家輾轉到達土耳其。” “所以現在土耳其大概有十幾萬難民。這些難民家庭都被分離，一部分男的被泰國政府遣送回中國，女的和孩子就被土耳其接走，這些家庭的處境非常艱難，”伊利夏提說。 伊利夏提說，跟後來維吾爾人要拿護照難於上青天不同，在張春賢任職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期間，曾一度鼓勵大家辦護照。“當時派出所的員警挨家挨戶上門動員你辦護照，這種現象是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政策，所以很多人當時就覺得那就辦吧，有人出來了，有人留下了。” “大部分父母把孩子帶出來安置在國外，然後自己回去了，” 伊利夏提說。“到2017年就開始出現集中營，抓捕的罪名之一是有護照或者是到過國外的維吾爾人，所以就出現大批的維吾爾孩子待在國外，父母被抓起來。” 《經濟學人》說：“自 2017 年以來，至少有 100 萬人被關押在集中營。根據前囚犯和衛星圖像分析，囚犯遭受酷刑、強制絕育和灌輸。集中營外的人則生活在近乎持續的監視之下；有些人被迫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工廠工作。數百人，可能是數千人，已逃往海外。” 北京長期以來否認新疆存在人權侵犯問題，強調政府在新疆實施的政策只是為了去極端化和減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