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性惡論而外，荀學中另一個頗受詬病的內容便是其隆禮重法的治道理念，如朱熹就曾嚴斥荀學「全是申、韓」，並教弟子「不需理會荀卿」。那麼，在治道問題上，荀子與孔、孟之間究竟有多大的不同？這種不同對儒學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荀子的治道理念真的可以與申、韓同等齊觀嗎？本書第五章即是就相關問題展開探討與分析。就實而論，在治道理路上，荀子走的確實是一條與孔、孟不同的路數。簡言之，孔、孟行的是「德治」，荀子行的則是「禮治」。德治以「正心」為本，是從「心」上把定；禮治以「治身」為急，是從「身」上把定。從「心」上把定，靠的是修身，一如《大學》所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從「身」上把定，靠的則是禮法，認為唯有禮法才是治道的基礎和根本。依荀子之見，前儒將內聖外王定於一本、修齊治平歸於修身，看起來是尋根務本，一勞永逸，但其實潛含著一個嚴重的理論失誤。因為內聖、外王實非一事，修齊、治平其道不同。修身齊家是治寡，治國平天下乃是治眾，治寡之道焉能用於治眾？德治之為道，要在修身以成聖，因為成聖而後方有所謂「仁政」。然而，如何修身？何以成聖呢？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裡，因為就現實性而言，不管何人，無論貴賤，無論貧富，良心之能否發現與發用，道德之能否自覺與提升，事實上都是不可期必的，是或然，而非必然。既如此，那麼，一個嚴肅而不容迴避的問題就擺在眼前，那就是怎麼可以把一種關乎萬民福祉之理想社會的建構和實現托付在一種或然而不必然的為政模式之上呢？不求或然之善，但行必然之道，這才是荀子的思路。而這個必然之道，在荀子看來，就是「禮法」。故荀子說：「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百姓也，非為成聖也。」無庸諱言，由孔、孟到荀子，由德治到禮治，儒家的治道理念由此完成了一次具有實質意義的轉進－－從幼稚走向成熟，由理想回歸現實。當然，對儒學而言，這一轉進並非是走到了儒家的反面，其與孔、孟的不同，雖然巨大而深刻，但說到底仍然只是具有方法上的意義，仍然是「道」同而「術」不同。因為在荀子所言「禮法」之背後和之上，作為其價值統轄及靈魂的依然是孔子的那個「道」、儒家的那個「仁」。此「道」此「仁」，乃儒家之所以為儒家者，申、韓沒有，法家都沒有，這才是本質的區別。
　　「不以夫一害此一」，不以孟學害荀學。在對待荀學的問題上，當務之急就是解蔽，「毋意、毋必、毋故、毋我」，跳出「以孟解荀」的窠臼，讓荀子是其所是，回到其自己，用他自己的概念，按照他自己的理路，去思考他自己的問題。牟宗三先生說：「荀子之學，歷來無善解。」本書的研究即是在為荀學求一善解，善與不善，解或未解，敬祈師友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