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荀學中，最為後儒所不容因而也是所受詬病最多、對荀學命運影響最大，事實上也是誤解最深的，就是他的性惡論。自來解荀子者，大都視其性惡之說為孟子性善論之對立形態。這似乎已成常識，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今舉一例，可見其非。對面走來一人，道德敗壞，無惡不作。荀子說：「他是人。」這一判斷錯了嗎？當然沒錯，因為他確實是人。然而在孟子則不然，他可成立一相反命題－－「他不是人。」為什麼？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人「四心」放失，故可說「他不是人」。一個說「他是人」，一個說「他不是人」，表面看來，這兩個命題是多麼的對立而不相容，然而事實上，正如大家在生活中亦在經常使用一樣，二者顯然是可以並行不悖、同時成立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即在於，前者是一個經驗命題，而孟子的命題則是一個形上學的命題，兩者原本就分屬於不同的真理之域，它們在各自的語境中都是真命題，各有自己確定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的關係其實也正是如此。孟子所謂性善是一個形上學命題，其內涵之規定是「人之所以為人者」；而荀子所謂「人之性惡」則是一個純粹的經驗論命題，其中斷無「人之所以為人」之義項存在。兩者既不是在同一界域、同一層面立論，又怎麼可能構成非此即彼之對立格局呢？比較只應在同一層面進行，對立也只有在同一層面才有可能。那麼，在同一層面上，孟、荀間究竟有否可做比較的內容呢？如果有，兩者之間又會是怎樣一種關係呢？本書第三章即是就此問題做出探討。一如我們在經驗層面對「他是人」一命題的認肯，並不妨礙我們在形上學層面依然可以就其「為人」問題做出或是或非的判斷一樣，荀子的人性論也並非只是一層人性論，而是地地道道的兩層人性論。也即是說，荀子對人性的認知，並非僅止於「人之動物性」一層，並非也只有「人之性惡」一重論斷。事實上，在這一層背後，在形上學也即「人之所以為人」的層面上，荀子也同樣有自己的覺解和判斷。那麼這個覺解和判斷是什麼呢？要而言之，即是兩個字－－「辨」和「義」。「辨」者，辨物析理，是思辨理性；「義」者，知是知非，是道德理性。而二者之合一做為統一的理性，在荀子看來，即是「人之所以為人者」，因而也即是人之所以能夠「偽」而成善的價值之源和內在根據。如此一來，則一切釋然了：在經驗層面，荀子和孟子都承認基於人之動物性的「欲」乃是惡之為惡的內在根源（若不然，孟子就沒有必要倡導「寡欲」了），如果就此說荀子是性惡論，那麼孟子也是性惡論；在形上學層面，荀子和孟子都認為善有其在人自身的內在根據（儘管在具體內容尚有所不同），如果據此判定孟子為性善論，那麼又怎麼可以說荀子是性惡論呢？所以，在關於人的本質－－「人之所以為人者」之善惡問題上，荀、孟之間其實是一致的，並無價值取向上的對立和衝突。荀子對孟子性善論的非難和指責，實是源於二人在「性」概念使用上的分歧。在荀子看來，孟子對「性」一概念的使用違反了「約定俗成」的基本原則，將原本已普遍流行且僅用以表徵人之動物性一面的「性」概念，轉而用以指稱「人之所以為人者」，「析辭擅作」，以亂「正名」，結果必然在理論與實踐上生成一致命的誤導和危險－－恃性善而慢修身，任自然而廢問學。正緣此，所以荀子才批評孟子的性善論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
　　既然荀子所謂「人之性惡」只是一個經驗命題，並不具有「人之所以為人」之內涵及規定，那麼，他所謂「性惡」的本義又究竟是什麼呢？其如此言「性」的良苦用心和意義又何在？本書第四章即是就此一問題做出梳理和闡述。其實，在荀子，所謂「性惡」，既不是說人的本質－－「人之所以為人者」是惡的，也不是說人的自然情欲本身就是惡。其真正的含義是：人的自然情欲本身無所謂善惡，但不受節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導致惡。此即荀子所謂的「性惡」。正因為如此，所以在荀子這裡，一方面，人們不必也不會因「人之性惡」而自暴自棄，因為「性」之所指只是人的自然情欲，而不是「人之所以為人者」，「性惡」並沒有剝奪人天生固有之「偽」而成善的能力，一如其所言，「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另一方面，與孔、孟所持之消極態度不同，對於耳目口腹等自然欲望，人們可以有一個更為積極和健康的心態，因為荀子所謂的「性惡」，並不是以自然情欲本身為惡，相反在他看來，自然情欲乃是人生命存在的基礎，是天理自然、不可或無的，道德並不要求人們「去欲」和「寡欲」，人們所要做的只是知類明理，把住方向，使情欲的滿足和實現始終不脫離開其合理而正確的軌道－－「禮義法度」，軌道之內即為治、為善，脫離軌道則為亂、為惡，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