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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26 10:01:52瀏覽498｜回應0｜推薦3 | |
在一次訪談中，他詳述了伊拉克人與阿拉伯民族的淵源與理想。 “羅德西亞的非洲人在釆納了馬克斯主義之後還能夠選擇什麼？因為他們沒有阿拉伯民族的歷史深度和知識傳統，而這種傳統為生活的改變和進步提供了一切必要的理論。阿拉伯民族是一切先知的發源地和文明的搖籃。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這是亳無疑問的。伊拉克的文明並不孤立於阿拉伯民族之外，它的發展有賴於伊拉克人民的力量和能力，也有賴於阿拉伯民族的努力和傳統。復興社會黨的綱領意味著這一個事實，即一個阿拉伯人必須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這最終必然導致統一，並由此而達到社會主義。阿拉伯的統一正如其他民族的鬥爭目標一樣，很難只通過理論來達到。如果今天我們統一成為一個阿拉伯民族，那麼一個伊拉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將會不同。” 當一個人開始有能力操控群眾、控制黨的時候，他總要想方設法地把民族、國家、宗教所面對的問題無限上綱成為他的“歷史責任”，馬不知臉長地要把這“歷史責任”往自己肩上扛；群眾和黨也就容易沉迷在他堂皇的語言所營造出來的危機感和偉大感；也就接受了他在這樣的“歷史責任”下，必要的高壓與殘酷；打壓異己、肅清政敵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們的“良心的一部分”。 古往今來，多少崛起於亂世的英雄豪傑，無不以彌賽亞始而以撒旦終。泰戈爾說：“民族的概念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最強烈的麻醉劑，它使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毐的利己主義計畫，而一點也不意識到他們在道義上的墮落。”甚至在我們生活中，這種藉“良心與責任”之名，而謀一己之私利與野心之實的例子，俯拾皆是。 這是一種“變質的良心，可怕的責任”；他們往往以偉大的領袖、導師、舵手或民族的救星出現，過去叫史達林或毛澤東，現在叫薩達姆。 ( 原載馬來西亞《東方日報》“人性基本面”專欄，24-3-2003 ) （點擊歌曲欣賞 : imagine http://www.ladyjayes.com/imagine.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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