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便是君王的氣概。

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司馬氏要做君王的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做君王，所謂的仁義道德是不靠譜的。歷史上所有的強權者，都必須用一個殘酷現實讓人驚駭之後，再奉送上些許的胡蘿蔔，從而軟硬兼施，贏得一片歌功頌德。君王之下，人人自危，即使是自家兄弟、兒女都殺的，更何況一庶民臣子？

殺，嵇中散縱有三千學士陳書求情，亦難逃一死。而眼看良友嘉朋慘受屠戮，阮籍心驚膽戰之下，難免有自保、避禍的念頭——死于小人鍾會的讒言之下，實在是太虧了，罷罷罷。更何況，作為曹魏的昔日名士，要被殺之，何須有一言一詞。

殺，嵇康一曲《廣陵散》，不過是吹響在另一些人耳畔的喪鐘。

殺，司馬昭醉翁之意，不在嵇康，而在天下。

縱然你巧舌如簧，才高八斗，縱然你歸隱林泉，梅妻鶴子，縱然你不屑權貴，放蕩不羈，但殺機之後，君王號令之下，幾人膽敢不從。

畢竟，像嵇康這樣枉顧了性命，只求胸襟坦蕩，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那是少之又少。大多數人，從儒家學到道家，不過是多了幾招中庸之道而已。且不論趨炎附勢之徒，那些一味明哲保身之人，面對生與死的抉擇，是無需一絲一毫的辨析的。

便縱有萬千學說，中國人的生死觀大致是同等的。

嵇康千辛萬苦煉丹藥以求養生，卻因性如烈火，嫉惡如仇而招來殺身之禍。

而當阮籍在血腥之後選擇暢飲而不醉不休之時，也正是他選擇的生存之路。

他未曾想得，面對他身上那致命的求生的弱點，司馬氏已掘好了陷阱，他如臨深淵，戰戰兢兢之下，已是無路可逃。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他已小心謹慎至此。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鬥，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鬥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禮儀廉恥孝悌，阮籍骨子裏的傳統只不過隱藏於飲酒二鬥之下。

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所謂爛醉如泥，不過是暫時的托詞，躲得過一時，躲不過一世。而司馬昭卻可等得，他當然不能殺一個醉鬼讓天下人笑話，但一個心若明鏡的人怎會從此一醉不醒？

從一開始，聲名遠播之時，他就已經輸給了一心要做君王的司馬昭。此時，他大概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古聲名累英雄的無奈。他若是采薪者、雲遊者、神仙者，怎會背負如此累贅？

偷生苟活與慷慨赴死，矛盾的交織讓他身心俱疲，醉生夢死，那只是白日夢裏的幻想劇。

他不是隱士，又一心想當隱士，他一心不想當官，當官的請柬卻紛至遝來，他謹小慎微，委曲求全，活得那叫一個不自在。

於是他終於熬不過去，一時糊塗便寫下了《為鄭沖勸晉王箋》，過不多天，就幽憤而死。

他終於還是把屈辱背負在身上，這屈辱將他壓垮。就跟嵇康不甘承受屈辱，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為自己埋下死亡的伏筆一樣。

在君王的醉翁之意下，兩人的命運也不過是掌心裏的玩物而已。

他們，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