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我棲棲客，還鄉夢未圓。
　　 相逢空一笑，此別又經年。
　　 世亂功難定，懷開意欲顛。
　　 醉來情易動，泣上孝廉船。
　　這是一首郁達夫的《留別沈濤青》，或者並無唐宋之風，然而“棲棲”兩字，便已經意味深長。讓我們還是來看一段他寫得還鄉的故事吧，他懷揣著幾個銅角坐船回家，登船之前，到一個路邊的攤上買一碗飯吃，然而正逢人不得意，草木為悲之時，更近於妻離子散之慘狀，不由得幾分近鄉情怯的念頭在心中作梗，於是呆坐在飯桌上流下淚來，正準備飯菜的老闆娘看見卻以為是他忍受不了饑餓，嘴裏不停地向他念叨“快了、快了”……這多少是一種善意的誤會，也大略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境況無人能夠完全瞭解，“每個人都是一個小宇宙”，即使懷有善意，最終的靠近都只是南轅北轍。而一個人想在這個世界獲得安慰，也註定是不可能的，他所能獲得的頂多是一場場誤會當中最美好的那種。
　　一個落魄的詩人為別人所誤會，他一定想不到他對這個世界的誤會更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偏要將一切的美好、憂傷、惡毒都描繪到極致，要書寫到上帝能熟識的地步——那種和著音樂的節奏，讓詩人自身沉浸其中，並欣賞自己。
　　桑塔格在《詩人的散文》中寫到，詩人的散文大多是回憶自己和回憶別人的，然而即使是回憶別人，那其中所最為重要的部分也仍然是自己，這使於他強烈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並不僅僅是肉身中的他，更重要的是那個理想中的他，昇華後的他，他要做太陽的駕馭者，給萬物披上金盔金甲——假設這一比喻合適的話，那麼郁達夫，這個棲棲之客，這個浪子，在《屐痕處處》中所帶給人們的，是一種平和恬淡，是一種超然物外的世界和人，他的出遊，如同蘇東坡在赤壁之中的行舟高歌，如同李白的醉酒賦詩。前者曰“浩浩乎如馮虛禦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後者曰“人生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其中的飄然灑脫令人豔羨。
　　以蘇東坡和李白作為中國文學的標準，這始終是無法抹去的，在中國人的內心中，存在著一種強烈的出世的願望，這在於，只有出世，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自我，才能獲得自由——在現實當中，存在太多的羈絆，太多的不完美，太多的牽掛，太多的欲求，而這些，從個人歷史的角度來看，毫無意義——在中國的文學家們看來，生老病死是人無法避免的悲哀，所以，要想讓人們忘卻悲哀，那麼必須有一種嚮往神的衝動，也就是說，在詩歌的韻律裏，感受到神的氣魄和音樂。
　　郁達夫是近現代作家中最符合這一傳統的典型，他的身上彌漫著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氣息，以至於在他的雁蕩山杭州之間的穿行中，我們可以看到那種“路盡而泣返”的魏晉之風。在中國的歷史當中，無論是作為文學的歷史，還是作為政治的歷史，都無法擺脫它的影響，因為中國的文學在那裏仿佛才獲得真正的獨立地位，不再與政治直接相關，後來的文人們盡力堅持了這一地位。而當這種士大夫氣息與中國當時救亡圖存的運動產生矛盾之時，郁達夫在短暫的猶豫之後，毅然投入其中，並最終成為一位被整個侵略的日本所謀殺的最為重要的人之一，這是一幕中國式的戲劇——總是讓深重的憂傷襲擊人們的心，埋下沉重的悲哀和難以釋懷的仇恨。
　　所幸，我們在他這短暫的猶豫當中，看到了《屐痕處處》，儘管仍在思考著現實的難題，然而理想的自我讓他無法自拔地鑄成了一部超脫的、超越時限的詩人的散文。作為文學史上作家的地位出現的郁達夫，是用小說家的行頭穿行的，然而當我們細細品讀，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只是一個詩人，其他什麼都不是，他的散文、小說都是詩歌的延伸部分，只不過是用來表達他的詩人的理想的工具，甚至於他的小說的散文化形式，最終符合了詩人的散文所具有的特質。
　　是歷史在延續，還是我們發現了歷史，誤會還將繼續下去，然而，《屐痕處處》應該給與我們改變一種誤解的契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