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在六國相爭的環境裏，不能進取就意味著被消滅。

在權欲場上，無法將自身成為權威的一部分，就意味著失敗。

所以，敍述楚國如何一敗再敗，敍述屈原如何被貶黜繼而被流放，沒有多少價值。

我們有必要看一個笨蛋國君被人三言兩語玩弄於鼓掌之間，和一群貪圖私利，軟弱無能的統治者的笑話嗎？

我們有必要看清一個自殺者的每一個步驟嗎？

不，當結果已經註定，只需要安心地看它何時何地發生即可。

所以，在這裏談論楚國、以及屈原的寂滅，甚至根本不用提到他們。我們只需要翻看另一段歷史，一段人才流落的歷史，便足矣。

“惟楚有才，于斯為盛，”這幾個在嶽麓書院門上立了幾百年的大字，看起來更像是對這裏的嘲諷，因為在它出現前的兩千多年，就有了“雖楚有才，晉實用之”的說法。所以，你在那裏走過，會帶著五味雜陳的感覺，就像它本身是你身上隱藏的缺陷，卻在某一天眼睜睜地看著它露出了馬腳。還好，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對此耿耿於懷，即使兩千多年以來沒有什麼不同，人們也早已對此習慣接受，並且心安理得。

但，你並不能分清前者是不是一句應景的恭維，而後者才是事實，無法遮蔽的事實。

問題還在封君制身上。

封君制，一開始就是為瞭解決世襲貴族和建立功勳的人才而設立的。所以一開始，楚國對於人才很有號召力，因為在周王室國姓諸侯中，如果不是貴族是很難封功的。但久而久之，就出現了問題，那些世襲貴族們形成了公族集團，而後封賞的大臣成為了世族集團。公族集團勢力強大，把持著國政，驕奢淫逸，引起了很多問題，因此楚王不得不將許多世族官員調入統治集團，這就讓兩個集團陷入了權力的爭鬥當中。公族認為楚國就是他們的，看不起世族的官僚，而世族則認為公族位大權重沒什麼能耐，只顧著躺在老祖宗的功勞薄上（這在諸侯國中是普遍現象，晉、齊等國都因此而分裂或統治更迭；而將封君制廢除的秦國，則以獎賞戰功的方式，吸納了天下的人才，最終一統中國）。

到了晉、楚爭霸的時候，這一矛盾更加激化，先是指令尹子重與司馬子反“二卿相惡”，緊接著公族趁著王位更迭的時機大肆排擠並迫害世族官僚，大量的世族人才逃離楚國，成為為攻打楚國出謀劃策的排頭兵，並為他國的勝利立下頭功。蔡聲子就認為，晉國的臣子不如楚國的有才能，但杞梓、皮革等楚國人才由於受到迫害，到了晉國，幫助了他們。他進而提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也為楚國開出了藥方：“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但是別說吳起變法功虧一簣，屈原對此無能為力，即使到了楚國即將亡國之際，這一鬥爭仍然未能停歇。楚人對於權威的不屑一顧，似乎也就失卻了國家觀念，一切首先都是為了個人利益。

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黃歇，“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史記•春申君列傳》)。他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使得“為玳瑁簪，刀劍寶以珠玉飾之”、依靠這麼龐大的食客隊伍，結黨營私，擴大權勢，圖謀不軌。食客李園將他的妹妹送給黃歇為妾，等她懷孕後進獻給楚王，從而想實現“娠姬竊國”的詭計。

此時的楚國岌岌可危，郢都已破，只剩下半壁江山，強大的秦國隨時可能攻打過來，可謂朝不保夕。

但這一安逸的自我謀劃當真是令人目瞪口呆之際，生出慨歎：奈何。

更何況於此之前的屈原時代，靳尚、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夫人鄭袖等人的所作所為。

這卻是滿是小民的國度裏，所應有的面貌。

屈原出生在這樣的時代，也註定了他悲劇式的一生。

而那些生為楚人的滿腹韜略者，也擺脫不了這一命運，只是或早或晚而已。

<貳>

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     ——《哀時命》

但這尚不是最大的悲哀。

最大的悲哀是：內亂最終讓楚國和楚國人成為了自我消耗的犧牲品；人才濟濟，多如恒河沙數，卻國無可用之人。

伍子胥的反戈一擊便始終是楚國人心頭的痛。

這事首先就由權力鬥爭開始。

西元前523年，費無極為了除掉對自己不利的太子，先是建議楚平王讓太子建居城父，以經營北方；隨後卻又馬上誣陷太子建“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楚平王聽信讒言，命令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太子的師傅伍奢和他的兒子伍尚、伍員（字子胥），都是很有才能的將領，費無極誣陷太子，進而陷害伍奢，接著要楚平王召見伍尚、伍員，殺掉以免後患。伍尚知道此去必死無疑，於是告訴伍子胥逃跑到吳國，並告訴他一定要為父親報仇：

伍子胥歷盡艱難，夜行晝伏，膝行匍匐，“乞食於吳市”，“耕於鄙”。吳王闔閭殺掉公子僚繼位後，立志圖霸，他任命伍子胥為將相、另一為奔逃的楚大夫伯[喜否]為太宰，共同謀劃攻打楚國。伍子胥向闔閭提出了建議“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稟，治兵庫”，又推薦避亂於吳的齊人孫武為將。在伍子胥、孫武、伯[喜否]輔助下，吳國國力迅速強大了起來。

楚平王死後，楚昭王年幼即位，令尹子常主政，他不僅不認真檢討以往的過失，反而變本加厲，繼續迫害忠良，還貪欲索賄，欺淩小國。西元前506年，伍子胥告訴吳王闔閭：“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伍子胥助蔡“謀楚”，不久，吳王闔閭、蔡、唐達成協定，共同攻打楚國。

子常雖然官至令尹，但卻並不通曉軍事，但偏偏他不願軍權旁落，一定要親自上陣。伍子胥對此心知肚明：“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吳軍隨後果然五戰五勝，直奔郢都。

吳軍兵臨城下，楚昭王奔逃，吳軍隨後進入郢都，伍子胥為報殺父之仇，掘出楚平王的屍體鞭屍。而吳兵則在楚國境內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很快引起了楚人的奮起反抗，他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趕出了吳兵。

伍子胥終於快意恩仇，得嘗所願。但他指揮吳兵攻破郢都，蹂躪故國，淩辱父老鄉親，不知他祖先泉下有知，該當如何。

但即便如此，伍子胥也不過是那反目成仇的楚人中的冰山一角。甚至在每一件楚國經歷的痛苦經歷中，對方的陣營裏都有楚人的身影。若堂堂楚國給他們哪怕一絲一毫的希望，恐怕就不會如此。

但偏偏，歷史沒有如果。到最後，終於變成了由楚國統治者看不上自家的人才，變成了自家的人才看不上統治者。

當時鼎鼎大名的“天下賢人”荀子，來到了楚國，春申君黃歇的門客認為此人來頭太大，會威脅他的地位，黃歇立即準備趕走荀子。門客接著說荀子德高望重，趕走會讓天下人恥笑，黃歇只好給他封了個小官。然而，沒曾想，荀子的學生、楚國上蔡人李斯，滿腹韜略，卻以為楚國已如腐爛的茅坑，連此地的老鼠都灰頭土臉，於是，學那糧倉裏的老鼠，去了秦國，終於得到始皇帝重用，“已而相秦”。

這決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