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餘情信■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攬木根以結芷兮，貫霹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吳法夫前滫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鹹之遺則！               ——《離騷》

這裏的青年，並不是年齡上的含義，而是一種少年意氣之後，承受著失望和悲傷那一端結果的代名詞。很多詩人根本無法承受這一點，當“青年時代”來臨，他們就要麼讓“現實的自我”徹底消失，要麼讓“詩人的自我”徹底消失。而楚國的左徒，在這個時代也正遭受著這一矛盾的衝擊。在少年時代，他的兩個自我仍處於協調當中，而從青年時代開始，兩個自我則造就了不可避免的分裂。

堂堂楚國也在邁入它的老年時代，喏！這個王朝的老年時代與詩人的青年時代代表的意象極其一致。熱情漸趨崩塌，思維混亂，在肯定與否定之間不斷來回，做著無休無止的自我損耗，面對毀滅的危險而不自知，最後四處碰壁，黯然消退——對屈原而言，少年時代他看清的楚國的種種弊端，卻仍舊沒有力量去校正，官至左徒，也不過是場水泡花環般的夢——這實在是兩者再難覓出的共同之處，因此無論從哪一面來解釋，似乎都完全可以由此說明另外一面的特質。

其興也盛，其亡也忽。

事實上，楚國的衰亡和屈原的青年時代遭遇的種種不順利，本質上，那個滅亡吳起變法的舊貴族勢力的幽魂才是一切的根本。

時年，楚國仍沿襲著以前的封君制，也就是給大的貴族和有戰功的將領分封土地，楚國的國君似乎忘記了周王朝名存實亡的教訓。當然，在那個時代，土地分封也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封賞制度，國君的財政等方面可能還不足以強大到能給諸多的貴族子弟以俸祿的形式來封賞。但這一制度的危害是巨大的，國君因為財力不足而又需要貴族們的支援，不得不把土地分封給他們，而這些貴族獲得土地以後，就大肆囤積財力；而國君控制的土地減少後，財力就更加少，為了給新增加的功臣或者貴族子弟封賞，不得不繼續把土地分封出去。

這樣的結果就是舊貴族們的勢力越來越強大。而他們為囤積財富選擇不擇手段，又造成了民怨沸騰，西元前414年，楚聲王為“盜”所殺，國君被揭竿而起的人民所殺死，可見積弊日深，楚國必須要經過大的變法來扭轉這一局面。就在這時，在魏國變法取得成功的吳起因為魏國貴族間的勢力鬥爭受到迫害不得不逃到楚國，正面臨嚴重統治危機的楚君悼王大喜過望，立刻重用吳起，開始變法。

吳起此人，在歷史上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他是衛國人，年青時外出為求學將家財耗盡，有鄰人譏笑他，他按捺不住，殺掉譏笑者三十多人；隨後他跑到魯國求拜孔子的學生曾參為師，但幾年後，吳起母親病逝，吳起以自己未能得到一官半職，沒有臉面回家，曾參認為這不合孝道，把他從自己門下趕了出去；齊國討伐魯國時，吳起自告奮勇要領兵殺敵，但有人以他的妻子是齊國人為由，認為不可讓他領兵，他就回家殺掉了自己的妻子，雖然此後他果然領兵擊退了齊兵，但對於魯國國君而言，吳起這種人卻太可怕了，既然他能殺掉自己的妻子，有朝一日，也完全可能殺死自己的國君。

由此可見，吳起實在是一個決絕之人，他認准一個目標，就可能不擇手段去實現。而此時，悼王在統治權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也正需要這樣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但這意味著，在吳起和舊貴族之間，那種劇烈的矛盾最終將演化為某種仇恨。以吳起的性格，在他施行變法的過程中，肯定有不少的貴族會被逐或被殺。但在悼王全力支持下，貴族們也不好直接發作。

但好景不長，在吳起的變法進入到第十個年頭，悼王病逝。他剛剛一死，那些對吳起深惡痛絕的舊貴族們就聯合起來，殺入了王宮之中，用亂箭將伏在悼王屍體上痛哭的吳起殺死。此後，楚肅王登位，為了維護王權，他將參與射殺吳起的七十多家貴族以“麗兵于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為由全部處死；但另一方面為緩和矛盾，他又將吳起變法的種種措施予以廢除，恢復舊的統治方式，甚至為避免有人再談變革，直把老祖宗的制度都搬了出來。《呂氏春秋》中“刻舟求劍”的故事，就描述了楚國這一可笑的做法。

但這場變法並非完全沒有作用，在此後的一百多年裏，楚國的力量由衰而盛，國土面積一再擴張，已成為戰國七雄中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問題只在於，那些受打擊的舊貴族勢力，在重新恢復分封制之後，再次慢慢發展起來，成為這個王國的毒瘤，只等合適的時刻爆發。

舊勢力的影響究竟如何，看看蘇秦對楚懷王的父親楚威王所說的話就知道了：“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悲忠臣也。”（《楚策》）而在屈原位居左徒時期，這一舊勢力自然對他這個持改革意見的大臣要想千方設百計予以剪除。

<貳>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女矣]。

心純■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念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     ——《惜往日》

歷史走入戰國末期，雖幾經起伏，楚國仍是泱泱大國。三千里江山，與其他六國面積的總和不相上下，天下人都在談論：統一天下者，非秦必楚。

但這個泱泱大國之下，卻是危機四伏，舊貴族們的貪圖安樂，對子民的殘酷統治，讓大大小小的國內起義不斷發生。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實在是對此時的楚國最好的形容詞。

一百多年前吳起的被殺只是帝王基業崩塌的開始。

此時的秦國，因為商鞅變法的成功已成為最強大的王國；而如果吳起的變法也取得成功的話，那麼戰國的歷史也許將更為精彩。但歷史沒有如果。

還有一個假如，如果屈原的變革能夠獲得成功，歷史又將被如何改寫呢？

但對於一個毫無主見的君主和一位詩人學院派改革家的組合，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呢？

懷王初上臺時，戰國局勢對於楚國還是相當有利的。秦國對魏、趙等國的連年用兵，讓他們不得不聯合自保，為此他們還拉攏楚國，並讓楚懷王擔任伐秦的總指揮，儘管他們的目的在於讓秦楚這兩個王國互相消耗，兩敗俱傷，但可見在軍事上，強大的楚軍一直是另幾個王國的噩夢，即使是強大的秦國，也是蟄伏不動，盡力不招惹楚國。楚懷王一開始認為強大的秦國對於楚國是個巨大的威脅，答應了其他五國的請求，但臨作戰之後，又突然後悔，從而率先退兵，從而導致“六國伐秦”直接破產。一方面為秦國和楚國開戰留下了話柄，另一方面也失卻了對其他五國的信用。

說來楚國臨場變卦的原因也頗為可笑，在過去，秦楚兩國多次聯姻，當時的秦王的母親就是楚國人，因此當秦國一向楚懷王提出兩國世代友好，他立刻像做了虧心事一樣。但他答應出兵伐秦時，怎麼就沒考慮這一點呢？

屈原看清了楚國將來的敵人必定是如狼似虎的秦國，但他對此無能為力，只能提出什麼“齊楚聯盟”共抗秦國的威脅。把保衛國家的希望寄託在另一個國家上，這實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問題在於，這是屈原，這個滿肚子改革觀念的孩子氣的詩人在國內改革屢屢碰壁之後不得已的舉動。他本來就是貴族出身，因此對於貴族們，並沒有吳起那樣必須削弱他們的決心；而且從屈原的性情來看，他雖嫉惡如仇，但卻是滿腦子忠君愛國，仁義寬厚，要想讓他做出大的動作，來讓舊貴族們噤若寒蟬，也是不可能的；另外，在楚國的統治階層裏，他也並沒有太大的實力，一旦楚懷王變卦，他就將完全孤立無援。

而偏偏楚懷王就是一個毫無主見的國君。懷王恐怕也是個理想派，雖然他自己從未意識到自己不那麼講信用，但似乎對於別人的信用總是特別有信心。偏信則暗，更何況他的身邊最親密的人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夫人鄭袖等幾乎都是那些舊勢力的代表，而且毫無例外的，都是楚國長久以來與秦國聯姻政策的擁護者——當然，原因僅僅在於如此能夠給他們帶來秦國的巨額賄賂——這也等於是屈原必須解決掉的幾座大山。

放眼整個中國歷史，恐怕也沒有幾個大臣能在與君主的妻子、兒子以及丞相這三者相勾結的情況下獲得勝利。在他們不遺餘力的讒言下，楚懷王即使再明察秋毫，恐怕心裏還是會打嘀咕，這意味著，只要能找到小小的一根稻草，就能將屈原徹底打倒。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也。”王怒而疏屈平。      ——《史記·屈原列傳》

太史公司馬遷真是一位寫故事的高手，寥寥幾筆，就將幾個人物描寫得淋漓盡致。首先上官大夫處心積慮要拖屈原下水，但顯然他找不到什麼把柄，只好以一句毫無根據的話“非我莫能”來在楚王面前進讒言（這個讒言的水平實在不怎麼樣，筆者一直有一種直覺，這是楚懷王授意而為之），其次是楚王果然因為這樣一個絲毫經不起斟酌的讒言而“怒”（分析他怒的可能性，就是他的變化無常和毫無主見的軟弱性格與屈原相比，實在不堪，當三閭大夫的名號響徹楚國各地時，他當然會感到害怕），最後屈原被疏遠——由此可見最大的可能是，第一，屈原在懷王的眼裏根本就是一個不得不趕出去的人物；第二，有很多人在說屈原的壞話。

這可能就是詩人做官必定的結局。做官需要的是窮盡機關，氣定神閑，人前把人誇得昏天黑地，人後捉摸個千古奇絕的連環計、絆馬索，讓人傷不著自己，自己卻能隨時取人首級。要想往上爬，那就得多拍馬屁，夾緊尾巴。聰明蓋世的，要裝聾作啞；沒啥本事的，先學推卸責任；實在笨蛋的，那就別人做啥你也做啥，做完了跟著打哈哈。特別是滿腹牢騷，寫得好文章的，一定不要丟人現眼，夜裏開著燈自個兒偷著樂。

但是，要屈原懂得這些規矩，同流合污，拒絕詩文，不受排擠，那實在太難，太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