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但時不我待之後的，卻語焉未詳，考慮到之後他便痛斥小人亂政的現狀和被放逐的淒涼情懷，我們可以看看年少、青年的屈原學習到了什麼，以至於他對於那些弄權喪國的奸臣賊子是如此憤恨。那當然不是來自于少年的簡單憤世嫉俗而已。 

在前談及諸多的楚國歷史的輝煌，無疑是想說明，楚國的少年時代，如屈原的少年時代一樣，充滿著驕傲和快意。但除了先祖們軍事上的輝煌之外，年少的屈原也一定有著想效仿的前輩楷模，當與這種楷模相反的人物出現之後，必然導致他天然的攻擊。而這些楷模除去他的父親及家族中的前輩先人，可能還有一些楚國名臣。 

子張問曰： “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 子曰： “ 忠矣。 ”       —— 《論語·公冶長》 

《論語》、《韓非子》等些諸子典籍中關於楚國的記述，大多數以羞辱為主，這絲毫不令人奇怪，一方面孔子韓非等人都遭楚人那天生任性刁蠻的民風所羞辱；另一方面，與艱難的建國之路所相對的是，楚國一直被視為中央政權的邊陲之地，在稱呼上被稱為蠻夷、南蠻，而在文化上則被認為是野蠻之地，諸多的古典書籍中都熱衷於記載了關於楚人的笑話，比如“買竇還珠”、“晏子鑽狗洞”等等……中原的王朝和文人們似乎都將楚國作為自己天生的敵視對象。這毫不令人奇怪，因為與他們相比，楚人的祖先的地位明顯低許多，而在文化和軍事上與傳統權貴的格格不入和攻擊性，讓傳統的北方中原人們心生畏懼。楚國儼然與原來的世襲諸侯們平起平坐，他們當然不得不做著天生的排斥反應。 

但從這個記述楚國 令尹 子文的故事來看，孔子也承認這位官員的忠誠是一項不可多得的美德，但僅僅這點涉及皮毛的記述，卻難及子文在楚國歷史上光輝形象的寸毫。《左傳·莊公三十年》說：“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是說子文剛任令尹時，正值楚國陷入內亂之後的困境，子文因此“自毀其家”，將家財貢獻出來作為國家資財，讓楚國度過了危機。不僅如此，有史書記載他因為體恤百姓，“無一日之積”；並且楚王想要給他俸祿，他卻轉身就逃走了，人們問他，別人都不惜一切地追求財富，而你卻不要，為什麼呢？子文說還有那麼多貧窮的百姓，而我卻堆積財富，這種行為是會引起民怨沸騰，百姓造反的呀，所以我逃走是不想死，而不是不想要金銀財富啊。 

從古至今的史書上，記載了無數的貪財枉法，欺世盜名之徒，一個王朝的衰敗往往與他們有直接的關係；但同樣的，一個賢能而且不慕名利財富的丞相，也往往能讓一個王朝走向繁榮。不管年少的屈原受到了多少子文的影響，但他後來與那些只顧貪圖私利，不顧國家安危的權貴們的堅決鬥爭，多少反應了在他眼裏那久已存在，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 

《離騷》中有一名句：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這完全可能是類似于子文這樣的有見識的名臣所時刻掛在嘴邊的話語，同樣也成為了屈原所努力追求的政治境界。也正是由此，屈原那與民親近的形象一直長存在人們心中。作為中國唯一一個被民間專門設置一個節日來紀念的人，這種切合程度是無可辯駁的，某種意義上，屈原代表了封建帝王和百姓都共同期盼的對於臣子的想像——只不過兩者各取所需，前者是需要他的近乎於宗教般的癡心，後者是需要他愛民的所為和卓越的學識。 

<肆>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象兮。                                ——《橘頌》 

《楚辭》中收入的屈原的詩歌大多數都是“烏雲密佈”，作為詩人的特徵，他定當是陷入了無法自拔的抑鬱之中——這裏所謂的抑鬱，並非醫學上的解釋，而是某個人在熱望遭遇冰封地獄之後的茫然，以及一個狂熱的癡迷者在信仰崩塌後的生命力消退的自然表現。自然，這一“病症”是大多數詩人很難擺脫的命運。 

某種程度上，屈原所在的地域的文化特徵，讓屈原本人看起來成為了一個“非典型楚人”。那麼，真正的楚人是什麼樣子呢？相對中原而言，這裏有著更多的自由化氣息，一部分人將閑雲野鶴式的生活方式作為追求目標，避開一切紛爭保存自我；而另一些人則是毫無掩飾對於權欲的渴求，為此不擇手段。 

作為一個後起的王國和一個巫術興盛的國家，楚國人對於自然力有著特殊的認知，當中原土地上的王國能夠利用文明成果來耕種播種時，在這一大片稍顯落後的土地上，人們還存留著一小部分自然的野性，這一野性脫離於當時的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之外——在楚國八百年歷史中，宮廷爭鬥、民間起義、官員爭權奪利、相互仇殺比比皆是，權威在此不值一提，不擇手段尋求自我滿足才是大家的第一真理。滅亡始皇帝的那一聲高呼“王侯將相甯有種乎”的出現決非偶然。進而聯想到道家的兩位鼻祖老子、莊子（與屈原所在的年代約略一致）均在楚國境內，恐怕也是可以想像要治理楚國這樣一個國家是相當的難。 

當然，這種自由化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場大災難，但對於個人，卻是肥沃的土壤。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詩人，屈原的成就便深深植在這肥沃的土壤之中。一方面憑藉在祭祀當中高超的語言才華（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極其華麗，這可能來自於巫術祭壇中，人們扮成男神女鬼，和著音樂起舞，上天下地，驅使風雷，駕馭龍虯……這是天然的浪漫主義情結，甚至可能完全影響他的性格，讓他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惜誦以致湣兮，發憤以抒情。），他能夠有機會寫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另一方面這讓他能夠以一個與眾不同的貴族子弟身份進入國家統治的中心。 

按年代推斷，屈原在懷王初年就已經頗得賞識，擔任了三閭大夫的官職。這一職位實際上是一個楚國貴族的召集人，一方面他要掌管公族昭、屈、景三姓，另一方面，他要負責教育貴族子弟——對於年輕的屈原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天生的職位。 

掌管貴族記事，讓他更多地瞭解到了楚國的政治力量之間的角力，更清楚地看清楚國的危險所在——很顯然，那並不在強秦和其他五國那裏，而是在宮牆之內，面臨外來威脅和國內暴動雙重危險的楚國貴族們，對危險並無準備，反而是繼續著因為吳起變法而導致的權力爭鬥，以及濫用國力來進行戰爭和國都的建設。楚國的三千里江山，也不過是一片虛假的繁華，實則隨時有土崩瓦解之虞。年輕的屈原看在眼裏，憂在心頭，然而此刻的他對此仍然無能為力，只能吟唱“神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此時，楚君懷王對於他來說，猶如湘夫人之于湘君，“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而另一項職責，恐怕也是屈原能夠從諸多人中順利高升的原因。作為一名掌管教育貴族子弟的官吏，他的名下自然聚集了許多的學生，屈原自豪地稱“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可見這些學生的作為也頗為不凡。而這些學生的存在意味著，屈原所傳授給他們的忠君愛國以及其他才能都將在達官顯貴中流傳，日子長了，自然會傳到國君的耳朵裏，而鑒於他本身具有貴族血統，因此得到國君的重用也就毫無障礙，至少在他初登左徒之位時，由於本身並不是守舊貴族的敵視物件的核心成員，所以也不會引起排斥或者捲入派系鬥爭中。 

自此時為止，屈原的生涯相當順利，詩人那種蓬勃向上的少年意氣此時已達到頂峰，這種經歷讓他欲罷不能，因此，無論在哪部作品之中，都會將這些拿出來晾曬。其中筆者最喜歡的是《橘頌》。在《楚辭》中，它被收入在《惜往日》和《悲回風》之間，是《九章》中最短的一篇，但是托物言志，最能讓人看清屈原本性。一方面，這是屈原年少得志、並始終矢志不渝的一種反映，從其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年少的成就也是相當滿意的；當然到最後，對這種年少意氣的懷念多少令人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