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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0/15 01:39:23瀏覽1149｜回應1｜推薦2 | |
| 我要回家？
「專心唸書就好，政治不要管。」「宿舍的書架上除了工具書和課本以外，其他的雜書最好收起來。」這是平常寡言的外公送給即將離家上大學的我，唯一的箴言。那一年我十八歲，懵懂無知天真無邪，那一年是1986年，解嚴前夕。一直到解嚴以後，和同學朋友們談起，才發現這些原本自認為獨一無二的經驗、家訓，竟然是所有在解嚴之前上大學的人的共同經驗。 從國中以來，每每念到歷史地理中的那個「祖國」，總是遙遠得如同異鄉，而從小生長的環境卻又在課本中被述說成異地，一個暫時的避難所，我們都是一群有家歸不得的異鄉客。這種錯亂的認同，經常令我茫然不知身在何方，雖然經驗上與陳之藩大相逕庭，可是「失根的蘭花」卻頗能召喚我的不安。帶著這個文藝腔調的不安，我離家上大學。那一年我十八歲，懵懂無知天真無邪，那一年是1986年，解嚴前夕。一直到解嚴以後，和同學朋友們談起，才發現這些原本自認為獨一無二的心境，竟然也同時困擾過其他在解嚴之前上大學的人。 如今解嚴十年已過，隨著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檔案相繼出土，社會運動沖刷，「立足台灣放眼天下」似乎成了全民共識，同時這個支撐我們重量的台灣，透過侯孝賢、吳念真、萬仁等台灣新電影，獲得自身的形象，不僅流傳於台灣，也在國際社會露臉，再加上後來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文史工作室，持續完成的口述歷史與紀錄片，更豐厚了這個形象。彷彿我們找到回家的路了。 然而正當我們為了迷途知返而大肆慶祝，正當我們為了回家而安心之時，呈現在眼前的這個家竟然是座僅能供人憑弔的古蹟，它無能回應後冷戰的國際形勢，總是只能在台灣獨立、統一中國、一中一台等字眼中打轉；它無能回應全球資本擴張下的兩岸關係，總是只能在戒急用忍、大膽西進等字眼中打轉。彷彿我們找到的回家之路是條時光隧道，我們再也無法回家。 難道我們只能選擇錯置或流浪？正是這個問題，使得《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這本書不僅僅是西方思潮引薦的新品牌，更重要的是帶來一種對話的可能與反省的角度。一方面，霍爾接受訪談時，清楚地勾勒出作為一個從英國殖民地牙買加到牛津唸書的邊陲人士，如何發現其個人的經驗也同時是一種集體結構的一部份，並且成為日後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動力。包括首次學習作為「西印度群島人」的身份；包括他準備赴笈到英國讀書時，母親的叮嚀「不要參加西印度群島學生的團體，不准留鬍子，也不要和馬克思主義者有所瓜葛」（結果他三樣都沒有遵守）；包括他在牙買加所獲得的歷史地理知識，是以英國為中心所構築起來的，與牙買加本身沒什麼關係；包括他藉由「流離失所」來反省文化國族主義的危險與侷限，從而能在認同問題的提問上另闢蹊徑。於是我們發現原來那個曾經是台灣解嚴前的大學生的集體經驗，其實還可以再擴大到殖民／去殖民／後殖民的架構上，進行更細緻的比較與討論（當然我不會教條到把兩者的經驗等同）。 另一方面，我更關心處於相似經驗下的霍爾，如何面對來勢洶洶的文化國族主義與游牧主體的後現代主義之夾擊，這條軸線不僅貫穿了本書的五個訪談，也同時考驗著解嚴十年後的台灣。在此我願意用霍爾的一段話作為對話的起點：「這個知識計畫必定相當強而有力，必須具備方法論的工具，才能將自己稍微離開痛苦，用比較長的時間仔細觀察，瞭解這種痛苦究竟如何運作。」 至於其他關於文化研究的系譜、理論概念的介紹與討論，就留給更專業的學者或感興趣的讀者自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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